导致律劳卑失败的原因,既有他个人的自命不凡,也有给他的训令之自相矛盾。他行事的方式好像是一位国王的使节,然而他的头衔只是商务监督而已。他不知道中国人并没有请一位英国官员来广州,而只要求一个大班,即一个商人头目前来。中国人无法理解,律劳卑为什么不像此前的货头委员会主席那样行事;也不明白新大班律劳卑怎么敢藐视现存的章程而要求与总督分庭抗礼。在律劳卑一方,他准备动武的打算与给他的训令相悖训令要求采取和解的方式;他想在中国一举成名的勃勃雄心,促使他采取了排斥任何妥协可能的行动。惠灵顿公爵贴切地将律劳卑的惨败归因于“一种不寻常的与当局打交道的方法，企图……对广州的中国当局施压,而对中国当局的权力和性质又一无所知。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以一种迄今为止尚未获得承认的权力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