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会战在蒋的行辕所在地武汉展开,日军十二个师团从长江和淮河沿线两个方向合击该地。经过四个半月大小数百次战斗,武汉最终在1938年12月25日弃守。武汉的丢失加上10月21日广州的陷落,把一些不坚定的国民党领导人推到了绝望沮丧的地步,但蒋一如他宣誓的那样坚持抵抗。
武汉的失陷标志着持续十六个月的战争第一阶段之结束。在这一阶段,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敌人引入了内陆。日军深深陷入中国腹地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

由于马夏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次旨在作和平谈判的努力都告失败,英王陛下便面临着三种行动的选择:(1)放弃中国贸易,(2)服从中国的对待,或(3)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对英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海上霸主来说,前两种选择是无法想象的只剩下第三种选择—武力。

1月29日,康第六次上书,要求皇帝选定国策、遴选才俊担任公职和创立“制度局”协助改革并草拟宪法。另外,应建立十二个管理局,每一个都类似欧洲的部:司法、金融、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文化、国际交流和武备。在各省,应创立各级民政局,各地区设分局。各级局长应具有同总督和巡抚同样的地位,地区分局的官员应负责所有像教育、公共卫生、农业和警务这样的管理事务,只有诉讼和税收归普通地方官员负责。

在皇帝问过他(康)的年龄和资历后,康说:“四夷交迫,分割存至,覆亡无日。”
皇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今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
“所谓变法者,须自法律制度先后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
皇帝同意康的设局研究各种体制的建议,并说:“汝条理甚详。”
康:“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
皇帝扫视了一眼屏风外面,然后叹息着说道:“奈掣肘何?”
康:“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过了好长一会帝点点头,说:“汝下去歇歇，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
康站起来离去,皇帝目送他出门。宫里的侍从说这么长的召见还从来没有过。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用于祖宗之法乎?”
兵部尚书廖守恒:“如何变法?”
康:“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
康:“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今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以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1895年9月，康、梁,加入强学会,其他成员包括另一位帝师且曾担任过几个部尚书的孙家鼐、袁世凯和几十个英美人士。保守的改革者翁同穌和张之洞对学会兴趣盎然,张之洞还捐赠了5,000两。学会每十天主办关于改革的演讲,并从事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诸如翻译西方和日本的书籍、发行报纸和设立图书馆、博物馆、政治学会。康有为个人捐款给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日报《万国公报》,该报日发行量2,000份。报纸上许多与改革相关的思想,是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出版物那里借用来的。康亲自会晤李提摩太,梁担任秘书。由此,广学会和改革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支持。
在上海,有多达三十份推动改革的报纸和杂志;在天津,1897年11月,出版了由严复(1854-1921年)主编的有名的《国闻报》,他是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局的一位著名的毕业生和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者。在此,他出版了译作—赫胥黎的《天演论》(Ev0lution and Ethics)……在湖南,进步的巡抚陈宝箴邀请梁出任新创立的长沙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进步人士随后成立了“南学会”,并出版《湘报》和《湘学报》。一贯以保守性闻名的内陆省份湖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进步中心。
至于康本人,他在几个省旅行、演讲、推动改革的进程。三年之中,他推动了许多学会、学校和报纸的创办,大多是在湖南、江苏、广东和北京。

他的天才学生梁启超已在1889年获得了举人头衔,但康直至1893年才获得。1895年,他们两人一起前往北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义愤填膺的康、梁起草了一份万言请愿书,并集结了603名举人的签名来抗议和约,是谓“公车上书”——“公车”是靠官府驿站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的别称……他们督促清廷:(1)拒和;(2)迁都再战;(3)变法。

他的另一本完成于1887年初的著作《大同书》则是他自己的独创,内容非常激进。但书中很多思想受到了古书《礼运》的影响……
康设想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其中:
1.没有国家:整个世界在一个单一政府之下被分成不同的地区;
2.中央和地方政府民选产生;
3.没有家庭或家族,而是男人和女人同居一年后,每个人可以交换伙伴;
4.建立孕妇产前教育制度,为婴儿设立托儿所;
5.儿童按龄上幼稚园和各级学校;
6.成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农业、工业和其他的生产事业;
7.病有医院,老有养老院;
8.根据工作收入,有公共宿舍和餐厅供所有阶层的人享受;
9.对发明者、发现者和那些在产前教育、托儿所、幼儿园、医院和养老院的建立中贡献非凡的人给予特殊的奖励;
10.死人火葬,化肥厂建在火葬场附近。

今文学派某些隐晦的概念,完全被康用来推进自己的事业。“通三统”的概念,他解读为意指夏(公元前2205—公元前1766年)、商(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年)和周(公元前1122公元前256年)这三个伟大的古代王朝,而王朝之间迥然不同,因此,变革是历史的内在本质。另一个概念“张三世”被他解释为,意指世界由“据乱世”进步到“升平世”,并最终到达“大同世”。简而言之,变化越多,进步越大。实际上,这些概念并非康的首创,而是从廖平那里借用的。但是,他综合并阐明了现存的今文概念，用他不寻常的解释去冲击思想界，并证明在人类的发展中，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的第一本书是飓风,那么,第二本书就是地震……

1891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揭露诸如《周礼》、《仪礼》、《左传》和《毛诗》之类的古籍为伪作。康大胆地认为:(1)秦焚书并未殃及六经,儒家典籍完好无损地传给了后世;(2)因此,前汉时期并无古文这样的东西;(3)孔子时代使用与秦汉相同的“小篆”字体;(4)所谓的古文是刘歆伪造的,是歪曲儒家“微言大义”的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饰经佐篡”。抛开历史的严密性,康一针见血的观点、大胆的假设和尖刻的批评,如同一场颶风横扫清朝思想界。他对古文的攻击,激发起怀疑精神,同时表明了重新评价古代典籍的必要性。

今文经学指的是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时期的经典及评注,与更早时期的古文经学相对。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书几乎销毁了所有的古代典籍,而随后的前汉学者,就把用当时字体“小篆”写就的古典经书当成真实不虚之作。这些今文学者控制了前汉时期的思想界,但到前汉末年,孔子的一位后裔声称在祖先房子的墙壁里,发现了用“蝌蚪文”写就的古代典籍。虽然当时很多学者怀疑这些古典文本—古文经学的真实性,但在篡位者王莽统治下短命的新朝时期(公元8-23年),一位叫刘歆(约公元前46—公元23年)的学者竭力去证实这些文本。随着新朝的灭亡和汉朝的复兴—现在称为后汉(公元25-2220年),古文经学派衰落了。然而,到了后汉末年,出现了几位伟大的古文经学家,包括执学术界牛耳的大家郑玄(公元127—200年)。从此,古文经学地位上升,而今文经学衰落了。
清时金石学的复兴和随后在校勘方面的兴趣,更新了古老的今古文对立的话题,清代今文学者集中关注的主题,是已遗失了两千年的学问公羊学。
康有为决定夺取今文经学运动的领导权,把公羊学的关键思想糅合进自己的著作,借此支持他提倡的改制。1891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1897年,他完成了第二本著作《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位非凡人物,但他
的思想却在两个极端之间激烈摇摆。他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富裕的家庭,七岁能文,被称为神童……他18岁时成为广东理学大师朱次琦的学生。朱次琦强调中国的政治历史和学问与世事联系的重要性,康在其门下受教多年,从而打下了理学的牢固基础。
离开老师后,他山居独学,想创建自己的学派。至此,他的思想背景完全是传统的,不受西方影响的……参观了上海租界(此时是1882年)。在这两个英国控制的城市中,市政的条理和效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883年,他毅然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把注意力转向新颖的西学。
1888年,还是平民的他(没有官职)尝试着向皇帝上书……国子监的官员因怀疑康神经不正常而拒绝转呈给皇帝。康意识到,要成功
地推进改革,就必须:(1)取得知识界的学术领导权;(2)争取皇帝的支持。
康返回广东讲学著书,并以一个离经叛道者的名声吸引了年轻的学者……康在学生的激励下,于1891年在广东开办了万木草堂,并在这里讲解经学……

“中体西用”这句简练的口号,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即复兴儒家为国家的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这里,他实际上是在玩弄而不是正确的解读体(物质、原则)和用(用处、实用)的概念。中学和西学都有自己的体和用;他提出的体和用的混杂物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后者一定会影响前者。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站在这个无懈可击的立场上,他继续为变革的必要性辩护。

翁的对手张之洞也是一位温和的改革家、优秀的学者。1852年,他取得直隶乡试的第名,1863年殿试中了探花。由于他在中国文化和传统道德方面有高深的造诣,一位传教士将他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没有人比得上中国人,也没有宗教比得上儒家”。虽然他创办了许多的现代化事业,但他从不提倡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教化。
1898年,他发表了名著《劝学篇》,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思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前两点强调外国入侵的危险,随后两点是改革的方法,最后一点是传统道德的重要性。本质上,他的要旨仍是再次肯定中国道德传统的优越性,并且利用西方的科技来完善而不是取代这种道德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