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回想起:是在昨天,他出现在门口,没过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六点钟。他们第一次相遇,她是六点钟下的班，她看见他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不早不晚,她听见了六点的钟声。
不,这绝不是迷信,这是把她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她的肩头。她含着热泪,无限幸福地听着他在身边呼吸。

然后她回想起：是在昨天，他出现在门口，没过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六点钟。他们第一次相遇，她是六点钟下的班。她看见他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不早不晚,她听见了六点的钟声。
不,这绝不是迷信,这是把她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她的肩头。她含着热泪,无限幸福地听着
他在身边呼吸。

自从人能够说出身体各个部分的名称，肉体带来的担忧便减少了，任何人也都知道灵魂不过是大脑灰质的活力。灵魂和肉体的两重性曾一度为科学术语所遮蔽，而今天也不过是一种成就，片面的观念，必然招来嘲笑。

女摄影师回答:“您拍的照片那么精彩,却要放弃摄影,我真不理解!”
是的,俄国入侵期间拍的照片是另一回事。那些照片,她不是为托马斯拍摄的,它们是在激情的驱使下完成的。但不是摄影激情,而是仇恨的激情。那样的情形不会再重现了。再说,激情驱使下拍摄的照片,如今没有人再欣赏了,因为它们已经不入时了
只有仙人球才永远都入时。但是仙人球激不起她的兴趣。
她说:“您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是想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女摄影师说:“您就甘心呆在家里?
特蕾莎说:“要我去拍仙人球,我宁愿这样。”
即使您去拍仙人球,那是属于您自己的生活。如果您只是为了您的丈夫活着,那就不是您的生活了。”女摄影师说。

直到五天后,托马斯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卡列宁冲他扑了上去,久久一阵,免去了他俩不得不开口说话的尴尬。
他俩面对面,站在雪原中央,冻得瑟瑟发抖。
接着,他们靠在了一起,就像一对还没有亲吻过的情侣。
“一切都好吗?”他间。
“是的。
“你去过报社了?”
“我打了电话。
“怎么样?”
“没什么。我在等着。
“等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对他说,她一直在等他。

她想他们的相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那天她夹着本《安娜·卡列宁娜》,那只是她用来欺骗托马斯的假身份证。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因为他强大，而她却是软弱的。她就像杜布切克,一句话有半分钟的停顿,就像她的祖国,结结巴巴,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
正因为弱才应该知道要强,才应该在强者也弱得不能伤害弱者的时刻离开。

在我们看来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惟有偶然的巧合才会言说,人们试图从中读出某种含义,就像吉卜赛人凭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状来作出预言。

一个不断要求“出人头地”的人,应该料到总有一天会感到发晕。发晕是怎么回事?是害怕摔下去？但是,站在有结实的护栏的平台,我们怎么还发晕呢？发晕,并非害怕摔下来,而是另一回事。是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它在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是往下跳的渴望,我们往往为之而后怕,拼命去抗拒这种渴望。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贝多芬的一首乐曲、车站的一次死亡)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安娜可以用任何一种别的方式结束生命,但是车站、死亡这个难忘的主题和爱情的萌生结合在一起,在她绝望的一刹那,以凄凉之美诱惑着她。人就是根据美的法则在谱写生命乐章,直至深深的绝望时刻的到来,然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不能指责小说,说被这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所迷惑(例如,沃伦斯基、安娜、站台和死亡的巧合,贝多芬、托马斯、特蕾莎和自兰地的巧合),但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因为对这些偶然巧合视而不见而剥夺了生命的美丽。

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确切地说,是人、事之间的偶然相遇,我们称之为巧合。两件预料不到的事出现在同一时刻,就叫巧合。他俩的相遇,便是巧合：托马斯出现在酒吧的时刻,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贝多芬的乐曲。这些巧合绝大多数都在不经意中就过去了。如果不是托马斯,而是街角卖肉的坐在酒吧的桌子旁,特蕾莎可能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的乐曲(虽然贝多芬和卖肉的相遇也是一种奇怪的巧合)。但是萌生的爱情使她对美的感觉异常敏锐,她再也忘不了那首乐曲。每次听到这首乐曲,她都激动不已。那一刻发生在她身边的一切都闪耀着这首乐曲的光环,美轮美奂。

偶然性往往具有这般魔力,而必然性则不然。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

吸引她走到镜子前的并不是虚荣心,而是在镜中能看到自我令她震惊。她忘记了眼前看见的是个传达身体机能的仪表盘。她相信,透过脸部的线条,呈现给她的是自己的灵魂。她也忘记了鼻子不过是给肺输送氧气的一个管道口。她从中看到的,是她本质的忠实表露。
她久久地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偶尔令她不快的是,她在自己的脸上发现了母亲的轮廓。于是她更固执地看着自己,调动自己的意志力,以虚化母亲的影子,然后将之彻底抹去,让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留在脸上。每次成功,于她都是令人陶醉的一刻,灵魂又一次浮现在肉体的表面,如同船员们冲出底舱,奔上甲板,向着天空挥臂高歌。

产生特蕾莎的这一情景,粗暴地显示了肉体和灵魂之间不可调的两重性——这一人类根本的体验。
从前,人们总是惊恐地听自己胸膛深处传出有节奏的咚咚声,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当然不会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像肉体那样奇异、陌生的东西。肉体是囚笼,里面有个东西在看、在听,在害怕,在思索,在惊奇;这东西在肉体消失之后还在,还残存,它就是灵魂。
当然,肉体在今天已不再神秘莫测。人们知道,胸膛中不停敲打的是心脏,鼻子仅仅是为肺输送氧气、突出在体外的一个管道口,脸部不过是标志身体各种机能的仪表盘,标着吃、看、听、呼吸和思考。
自从人能够说出身体各个部分的名称,肉体带来的担忧便减少了。任何人也都知道灵魂不过是大脑灰质的活力。灵魂和肉体的两重性曾一度为科学术语所遮蔽,而今天,也不过是一种陈旧、片面的观念,必然招来嘲笑。
但是,疯狂地爱和听到肚子咕咕叫,这两者足以使灵魂和肉体的统一性——科学时代的激情幻想——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贝多芬的一首乐曲、车站的一次死亡)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安娜可以用任何一种别的方式结束生命,但是车站、死亡这个难忘的主题和爱情的萌生结合在一起,在她绝望的一刹那,以凄凉之美诱惑着她。人就是根据美的法则在谱写生命乐章,直至深深的绝望时刻的到来,然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不能指责小说,谠被这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所迷惑(例如,沃伦斯基、安娜、站台和死亡的巧合,贝多芬、托马斯、特蕾莎和白兰地的巧合),但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因为对这些偶然巧合视而不见而剥夺了生命的美丽。

她渴望做点什么,以免再走回头路。她恨不得猛然抹去过去这七个年头。这就是眩晕,一种让人头晕眼花的感觉,一种无无法止的坠落的欲望。
我可以说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轨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