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生活有多残酷,墓地里总是一片安宁,哪怕是在战争年代,在希特勒时期,斯大林时期,在所有的被占领时期。每当她感到哀伤,她就乘车远离布拉格,到她最喜爱的公墓里去走走。那些乡间的墓地,在蓝蓝的山丘映衬下,宛如摇着摇篮的女人一样美丽。

假若人还年轻，他们的生命乐章不过刚刚开始，那他们可以一同创作旋律,交换动机(像托马斯和萨比娜便交换产生了圆顶礼帽这一动机),但是,当他们在比较成熟的年纪相遇,各自的生命乐章已经差不多完成,那么,在每个人的乐曲中,每个词,每件物所指的意思便各不相同。

文化就在大批的制造、言语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相信我,在你原来的国家的一部禁
书,就远远胜过在我们的大学里随口乱喷的亿万言。”

对萨比娜来说,活着意味着观看。视觉受双重边界所限:让人什么也看不见的强光与完全彻底的黑暗。她对任何极端主义的憎恶,或许产生于此。极端标志着生命的终极之界,极端主义的激情,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都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对死的渴望。

也许现在更容易理解萨比娜与弗兰茨之间相隔的鸿沟了:他热切地聆听她讲述自己的人生,她也怀着同样的热望听他倾诉。他们完全明白彼此所说的话语在逻辑上的意思,却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着的那条语义之河的低声密语。

此外,在这一宗教里他获得了一种信义,即他年轻的情人是由萨比娜赐予他的。他的尘世之爱与超凡之爱和谐而完美。如果说超凡之爱中必然有着(就因为它是超凡的)极多难以解释和不可理解之处(请记住那些不解之词,还有那一系列的误会！),那么,他的尘世之爱则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之上。
女学生比萨比娜年轻许多,她的生命乐章才刚开始,而她心怀感激之情,在其中加入了从弗兰茨身上借取的动机。弗兰茨所崇敬的伟大进军也成了她信念的一部分。同弗兰茨一样,对于她来说,音乐是狂欢式的迷醉。他们经常去跳舞。他们活在真实中,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对任何人保密。他们呼朋引类,不论同事、学生还是陌生人,都高高兴兴地在一道吃饭,喝酒,聊天。他们常常去阿尔卑斯山远足。弗兰茨弯下腰,女孩跳到他背上,然后他背着她在草地上奔跑,高声吟诵着幼年时他母亲教给他的一首德文长诗。小女孩咯咯直笑,搂着他的脖子,欣赏着他的长腿、肩膀和他洪亮的声音。

按她以往的习惯,她想去墓地走走以平息心情。最近的一座墓地是蒙巴纳斯公墓。墓地里是一座座石墓,墓旁是一座座脆弱的小石屋,小教堂。萨比娜不明白,为什么亡者会想让那些仿制的宫殿压在自己头上。这座公墓就是个石化的名利场。公墓里的众生根本没在死后变得清醒起来,反倒比生前更为痴颠。他们在铭碑上夸耀着自己的显赫。这儿安息的不是父亲、兄弟、儿子或祖母,而是名流、政要和头衔及荣誉加身的人物,哪怕只是个小职员,也要在此摆出他的身份、级别、社会地位——即他的尊严——供人瞻仰。

人生的悲剧总可以用沉重来比喻。人常说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背负着这个重担,承受得起或是承受不起。我们与之反抗,不是输就是羸。可说到底,萨比娜身上发生过什么事?什么也没发生。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因为她想离开他。在那之后,他有没有再追她?有没有试图报复?没有。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直至此时,背叛的时刻都令她激动不已,使她一想到眼前铺展条崭新的道路,又是一次叛逆的冒险,便满心欢喜。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你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
萨比娜感觉自己周围一片虚空。这虚空是否就是一切背叛的终极?

神父唱戏似地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重复一遍。念的是连祷文。经文循环往复,犹如朝圣者的双眼离不开乡土,犹如临终者不忍离世。她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坐下;时而闭上双眼,只为倾听那音乐般的祈祷,继而又睁开,望着头顶上方被涂成蓝色的穹顶和穹顶上一颗颗硕大的金色星星,她渐渐被迷住了。
在这座教堂里,她无意中遇到的,不是上帝,却是美。与此同时,她很清楚,教堂和连祷文本身并不美,而是与她所忍受的终日歌声喧器的青年工地一比,就显出美来。这场弥撒如此突兀又隐秘地出现在她眼前,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
从此,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美就隐藏在五一节游行的场景背后。要发现美,就必须把那场景击破。
“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兰茨说。令他激奋的,既非新教教义,亦非禁欲苦行,而是别的东西,某种极为私密性的东西,他不敢在萨比娜面前提起。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叫他抓住赫拉克勒斯巨人之帚,把玛丽-克洛德的艺术展开幕式、玛丽-安娜的歌剧明星,把代表大会、研讨会,还有空洞的讲演和废话从他的生活中统统清扫出去。阿姆斯特丹教堂的空荡之广,在他看来就像是自身解放的象征。

可惜!萨比娜偏不喜欢这悲剧。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和戮甲车,这些词语对她而言是丑恶的,丝毫没有浪漫气息。惟一在她耳边发出轻柔声响,唤起她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词,就是“墓地”。
波希米亚的墓地像花园。坟墓上覆盖着青草与艳丽的花朵。朴实的铭碑掩隐在绿阴之中。夜间,墓地里布满星星点点的烛光,仿佛众亡魂在举办儿童舞会,是的,儿童舞会,因为亡魂都如孩子一般纯洁。不管生活有多残酷,墓地里总是一片安宁,哪怕是在战争年代,在希特勒时期,斯大林时期,在所有的被占领时期。每当她感到哀伤,她就乘车远离布拉格,到她最喜爱的公墓里去走走。那些乡间的墓地,在蓝蓝的山丘映衬下,宛如摇着摇篮的女人一样美丽。
而对于弗兰茨,墓地只是一个倾倒厂骸和乱石的垃圾场。

他告诉萨比娜：“有一天，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我，说我所讲的一切,不过是诡辩,无从论证,并且说我是‘似是而非的苏格拉底’。我觉得受到奇耻大辱,气呼呼地回击了他。想想吧,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就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冲突!这事就是我人生可能遭遇的戏剧之顶峰!而我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层次。你走入我的生活,就像格列佛到了小人国。”
萨比娜不同意。她说冲突也好,戏剧、悲剧也罢,都不意味任何东西,毫无价值,不值得敬,也不足为奇。大家有可能羡慕弗兰茨的,是他能安安稳稳所从事的那份工作。
弗兰茨摇头答道:“在富裕的社会里,人们用不着去干体力活从事的都是脑力活动。大学越来越多,学生也越来越多。为了获取文凭,他们得找到论文题目。题目是无限的,因为一切都可以论述。档案馆里堆的那一捆捆发黑的论文,比墓地还要凄惨,即便到了万灵节,也不会有人去看一眼。文化就在大批的制造、言语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相信我,在你原来的国家的一部禁书,就远远胜过在我们的大学里随口乱喷的亿万言。

弗兰茨说:“在欧洲,美总是带有刻意的特点,总是先有惟美的构想或长久的计划,比如一座哥特式大教堂或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城市,得按计划,花几个漫长的世纪才能建成。纽约的美则完全来自于另一种源头。这是一种非刻意的美。它无需经过人的预先谋划,就像钟乳石溶洞一样自然天成。有些形态,本身很丑,未经任何筹划,可碰巧处在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环境中,突然之间便散发出一种魔力般的诗意来。”
萨比娜接着说:“非刻意的美。是的。还可以说是错误的美。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还会存在片刻,却是因错而生。错误的美,是美的历史末期。”

我们已知道答案：当初背叛父亲，她脚下展开的人生就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她不愿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决不！她决不愿一辈子跟同一些人为伍,重复着相同的话,死守着同一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她反而为自己的不公正而兴奋。过分的激烈并没有让她不舒服。相反,萨比娜觉得自己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仿佛某个看不见的人在为她鼓掌叫好。
但是自我陶醉很快被惶恐不安所替代：有朝一日这条路会走到尽头!总有一天要结束背叛!永远终结,一了百了!

不然是文化？但文化又是什么？音乐吗？是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对。可是如果一个捷克人不爱音乐呢？那捷克人的身份本质岂不立刻落空。
抑或是那些伟人？扬·胡斯？他的著作那帮人连一行字也没有读过。他们惟一毫无例外都能明白的,就是火焰,胡斯被当作端烧死时那火焰的荣光,化为灰烬的荣光。如此一来,萨比娜心想,捷克之魂的精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抔灰烬罢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过是他们的失败和相互的斥责。

临入睡前，弗兰茨脑子里忽然开始翻涌起种种模糊不清的念头。他想起餐馆里嘈杂的音乐声,心想:“嗓声有一个好处,让人听不清词语。”从青年时代开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说话,写字,讲课,编句子,找说法,不断修正,改到最后,每个词都弄得不再准确,意义模糊,内涵尽失,只余下碎片、杂屑和尘埃,像沙砾一样在他的脑子里翻飞,令他偏头痛,睡不着觉,最终得了失眠的痼疾。他朦朦胧胧而又不可遇制地渴望着一种巨大的乐声,一种绝对的噪音,一片美妙欢腾的喧嚣,将所有的一切吞噬,淹没,窒息,令话语带来的苦痛、虚幻和空洞永远消失。音乐是对词句的否定,音乐是反话语。他渴望与萨比娜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不要说话,一句话也不要说,就让快感同音乐的任乱喧器融合在一起。在这一片幻想的极乐喧器中,他昏昏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