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入地狱与享有特权是惟一且同一的,如果高贵和粗俗之间没有丝毫区分,如果上帝之子可以因粪便而遭人指责,那么人类存在就会失去其整个维度,成为不能承受之轻。于是,斯大林之子扑向带电的铁丝网,好像把自己的身体扔到天平上,被失去维度的世界的无限之轻所举起,可怜巴巴地向上飘去。
斯大林之子因粪便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为粪便而死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死。德国人不惜牺牲生命向东方拼命扩张帝国的领土,俄国人则为向西方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丧生,是的这些人为愚蠢的事情而死,他们的死才毫无意义,才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斯大林儿子之死是在战争的普遍愚蠢之中惟一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死。

他想起了柏拉图《会饮篇》中那个著名传说:以前人类是两性同体的,上帝把他们分成了两半,从那时起,这两半就开始在世界上游荡,相互寻找。爱情,是对我们自己失去的另一半的渴望。
假定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都有着另一半,以前它和我们组成的是同一个身体。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那个年轻女人。但没有人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代替这半的,是别人放在篮子里,顺流漂送给他的特蕾莎。可如果以后他真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遇到了他自己的另一半呢?他会选谁呢?是在篮子里捡到的女人,还是柏拉图传说中的女人呢?

假如捷克历史可以重演,每一回都尝试另一种可能性,比较不同的结果,这肯定是有益的。缺了这样的经验,所有的推测都只是假设的游戏。
Einmal ist keinma.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波希米亚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波希米亚和欧洲的历史是两张草图,出自命中注定无法拥有生死经验的人类之笔。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托马斯再次以怀恋的心情想起驼背的高个子记者,几乎带着爱恋。此人在行动,仿佛历史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一幅完成的画。他在行动,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无限重复,永恒轮回。他很笃定,从不怀疑自己的作为。他坚信自己是在理的,在他看来,那不是精神狭隘的表现,而是美德的标志。他生活在和托马斯不同的历史之中:活在不是一张草图(或者还未意识到是)的一部历史中。

贝多芬就这样将诙谐的灵感谱成了严肃的四重奏,将一句玩笑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真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由轻到重(也就是巴门尼德的正负变化之说)的例子。奇怪的是,我们似乎并没对这样的转变表示出惊讶。如果倒过来,贝多芬将严肃的四重奏变成关于登普金还钱的无聊笑话的四重唱,想必定会引起我们的愤怒。然而这却是符合巴门尼德精神的,因为他把重变成了轻,把负变成了正!最初(作为一支没完成的短曲)表现了伟大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最终(作为完成了的作品)却只是再无聊不过的玩笑？！我们已经再也不会像巴门尼德那样思考了。
我相信,托马斯在自己内心深处,早已十分恼火这一庄重、严肃、逼人的“es muss sein”,于是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对改变的深切渴望,渴望按照巴门尼德的精神,把重变为轻。我们还记得当初他片刻内就作了决断,永世不见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儿子,而且当他得知父母与他断绝关系,反倒松了口气。要推开那试图压到他身上的沉重责任,推开那“ es muss seln”,除了采取这突然且不合常理的举动,还会有什么呢?
显然,这是一种外在的,由社会习俗强加到他身上的“es musssen”,而他对于医学的热爱这一“ es muss sein”则是内在的必然。而恰恰这样更糟糕。因为内心的必然总是更强烈,总是更强力地刺激着我们走向反叛。

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托马斯的生命中并没有什么“es muss sein”,并非如此不可？在我看来,还是有非如此不可的一个因素。但不是爱情,而是职业。托马斯成为医生并非偶然,也不是出于合理的筹划,而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渴望。
要是能有什么方法把人分成不同类别的话,那么最佳的分类尺度莫过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将人们引入不同的职业并终身从事。每个法国人都不同。但全世界的演员都是类似的—无论在巴黎、布拉格或是乡下最不起眼的小剧院。演员就是从小便自愿在不相识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人。这根本性的自愿与天赋无涉,是比天赋更深刻的东西,少了它,就不可能成为演员。同样,医生就是那些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终身照料人类身体的人。正是这根本的自愿(而不是天赋或灵巧性)使得托马斯进入解剖室开始了第一年的医科学习,并于六年后成为一名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