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源自于婴儿时期，也跟我们无法完全掌握我们的生活有关，即使最优秀的人，还是会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关发展出来的补偿机制是追求一种优越感，使得我们可以解决一切，掌握一切。正常的人，会不断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追求这种优越感。而神经病患者，因为对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问题对他来说是难以解决的，最后发展成为逃避问题，通过向完全无用的方向努力，以获得一种虚假的优越感。而这一结果的产生在于在儿童时候最弱小的时候，未能够学会合作之道，只能任环境宰割，最终走向悲观，并发展成牢固的自卑情节。怀有这样目标的人，他的行为即使在外人看来，非常反常，但是对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和目标相符，即使被强制纠正了，他还是会找到其他的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

优越感的目标被具体化后，在生活的样式中，便不会犯错误。个人的习惯和病症，对达到其具体目标而言，都是完全正确的。要让他改变自己的行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要到达自己的目的，必须要这么做。一旦他的这一行为被纠正了，他也会通过其他的行为来达成目标。
人类对所有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总是以合作为基础，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的各种要求，都是它们有助于人类的合作。
在人类的分工中，有许多可供安置不同具体目标的空间存在。和真正的补偿作用在一起的，还有对某些可能性的排斥和对某种自我限制的训练。各种目标都可能包含少许的错误在里面。假使其优越感的目标中包含有高度的社会感觉，那么它所犯的错误便不会太大，我们的合作需要许多不同的特点。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来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掉这种感觉。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之感，他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当一个人气馁后，他不会在去想怎么克服困难，而是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此时，就会变成自卑情结。所有的动作都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总是朝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远离困难，让自己待在安全的环境里面，以此获得优越感，麻痹自己。
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是人类地位之所以增进的原因。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
每一个人都曾是人类中最弱小和幼稚的婴儿，如果缺少了合作，便只能任环境宰割，所以一个儿童未学会合作之道，必然走向悲观之途，并发展出牢固的自卑情结。即使是最合作的人，生活也是会不断向他提出待解决之问题。没有哪个人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接近能够完全控制其环境的最终目标。
生活中的乐趣，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肯定性而来的。人生的乐趣在于总有很多未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我们能够不停的发现新问题，并制造出合作和奉献的机会。正常人对自己的问题能够逐渐解决，能够接受新问题，提出新答案。而神经病患者在开始奋斗时，就受到阻碍，他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始终留在很低的水准，他的困难则相对地增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越感目标，它决定于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建立在他的生活样式中。
生命的意义在生命的最初四五年间获得，获得的方法不是经由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象般对整体不了解，只凭感觉捕捉到一点暗示后，即做出自己的解释。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绘测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人类把这种目标作为补偿其自卑感的方法。
当目标被具体化之后，个人会节减并限制其潜能，以适应他的目标。
所有目标中的共同因素是-想要神的努力。

如果想要了解一个成人，就一定要了解她的童年。

比方说一个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小时候用偷窃来引起母亲的关注。她其实是很脆弱的，却试图证明自己比母亲强。她觉得母亲并不爱她，所以感到非常自卑。她只是想通过到处惹麻烦来获取一些优越感。可见，少年偷窃及其他的错误行为，通常都是为了报复父母。

如果有人能够让我相信我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么，我也会改变我的行为。

然而，假如他们无法令我改变目标，只是拿走了我的梯子，那么，我可能会用椅子，再次爬上去。如果他们再拿走椅子，我可能会跳着爬上去。

这是神经病患者的共同特征，他们自认为选用了最正确的方法。

我们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目标。这个目标一旦发生变化，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他们会用新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新的目标。

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书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我们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高考的压力是社会赋予的，父母的期望，社会的认可，让这种压力不断升级，我们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出路也不是只有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只有那些神经病才认为：“我一定要这样，这是唯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