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2年,延安的党政干部总数达到1.2万人,军队人数在10万左右。而仅仅一年以后,党政干部的人数就增至3万人,而延安市民则只有1万人。较之1937年,延安人口增长了近17倍9。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非生产人口的增加,而原因则是毛泽东急于扩大实力与蒋介石抗衡。在这一点上,强调“精兵简政”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之意见相左,曾发生极大分歧。

由于军队、干部、学生等非生产人员迅速增加,边区的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的18.86%。1940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款购粮,开始完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来解决机关干部、部队人员和学生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石增至1940年的9万石。即使如此,依然入不敷出。为了保证粮食供应,1941年,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4%,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是1939年实际征收量的4倍、1937年实际征收量的14倍。出产寡,而食者众,必然导致粮食、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紧缺和物价上涨。短短4年里,边区物价涨幅超过15倍,物价指数从1938年的143.1上涨到1941年的2228.9。负担的加大和物价的飞涨,使得边区百姓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