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权力影响并制约了某种话语的建构;话语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权力,成为某种权力话语。“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2同时,话语也是权力运作和实施的工具。“由于一种权力的运作,它(人的灵魂)不断地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而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着这种‘现实一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3简而言之，话语即权力。

“毛泽东没有公开要求掌握最高权力,但他讲的故事使人们相信他就是历史的最后答案。”阿帕特与赛奇在《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中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对历史叙事的控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10)。如前所述,围绕着“南泥湾精神”,一系列延安红色政权的大生产叙事无论是在中1共经济建设史,还是政权建设史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上述这些记忆符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反复唤起、重构、刻写和固化,系统性地纳入到“遭遇困难一克服困难”、“英明决策一忠诚服从”、“革命施恩一翻身感恩”;“群众陈情系列政治话语逻辑之中,成为执政党的宝贵政治资产
领袖纳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被反复讲述,流传至今。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以形形色色的宣传和教育强化灌输政治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培养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广泛认同,并在建国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时代。

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星火燎原》、《延安往事》等回忆文集中找到大量对大生产运动亲身经历的回忆。阅读这些回忆录,可以发现,无论是对领袖务农轶事娓娓动听的叙述,还是如陈学昭等普通延安干部对大生产的往事追忆,都遵从着“遭遇困难一英明决策一统一思想一战胜困难”的话语逻辑。这一话语逻辑,在当时的目的是否定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重视“革命工作”、轻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强调通过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份子”。而其政治诉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通过展示在短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来证明领袖决策的果断和英明
②只要统一思想,追随执政党的领导,就能够战胜困难,“人定胜天”。
③通过执政党迅速改变局面的能力来证明其广泛群众基础,从而证明其政治合法性。
④通过贬抑知识的价值来强调证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树立劳动观点,保持对党的完全与彻底的忠诚。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组织起来”政策的一部分,包括干部及知识分子在内的非生产人口参加生产,与改造二流子运动、兴办合作社一脉相承的是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对模范的表彰和对后进的“帮助”、惩戒来实现规训,保证生产效益和行动一致性,实现对肉体的驯服。

尤其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特殊力量则在于,与+整风运动”形成二重奏的定额生产制度,“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这一过程,我将其命名为“生产一整风”的双重规训。

当时,很多女性结婚后为了不耽误工作,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由于卫生和营养差,孩子往往很快就死亡。在当时,这些被普遍认为是为革命做出的必要牺牲。经过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知识分子普遍实现了角色转换和认同。例如,陈学昭在终于能够熟练地完成纺纱任务后,一方面感受到了挑战自我所带来的自豪感,在劳动过程中对这种劳动产生了兴趣,“终于爱上了这简陋的纺车”,但另一方面,又多少为自己“蜕变”的过程感到痛苦。

如周晓虹所观察到的:“令人满意的角色表现不仅证实了一个人作为角色成员的地位,而且也是自我评价的积极反映。显然,如果来自他人的反馈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8”。此时,作为个体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角色认同与他人评价发生
极大分歧时,对自身身份、立场和角色意识都发生了深刻怀疑,而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与其内在认同标准一致的目的。”这个阿帕特与赛奇称之为“取消个性”、“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的过程),正是延安干部与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中经历的重塑自我之路。这就是为什么陈学昭、丁玲、周立波、何其芳、王大化等众多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阶段进行如此深刻和痛苦的检讨、反省,下定决心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清算和灵魂改造的原因。

以明确的标签来区隔二流子”人群,加之以熟人社会中的强大的群体压力,兼以此中可能随时背负的耻辱和被乡村社会抛弃的恐惧感来威慑对大生产运动持消极态度的民众——改造二流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民主评定“二流子”的过程,把熟人社会里的道德贬斥化为具备一定司法性质的惩戒行动,通过集体监视和收容防止自由流动,通过劝说和收容强制进行生产培训,通过批判大会和贴标签的方式实现惩戒,通过集体批判和训诫来进石二思想改造”,让整个乡村社会的每一个体在战战兢兢的评选和对照标准的自我审查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如福柯所言:“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这一方式虽然不同于同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通过流放进行惩戒和改造,但在把“面子”看得至关重要的中国社会,却同样甚至更加有效。

在江西红色苏区时期,符号象征系统全面模仿和沿袭了苏联的一整套符号系统。如同高华所指出的,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而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富含隐喻色彩的故事,并建构起一整套以“红太阳”为叙事中心、以边区“晴朗的天”为叙事背景的、富有民族特色和阶级色彩的符号象征
系统。

军队之外非生产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中共中央进行了大量宣传,吸引了大批爱国抗日人士踊跃来归。随着抗日战事日益激烈,河山半壁沦丧,积极宣传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得到越来越多国内民众的支持,延安成为大批爱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从武汉、桂林乃至海外源源不断地经由西安来到延安,加入到八路军、抗大、鲁艺等各个群体的革命洪流里。从上海逃奔济到南京而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的青年贝特兰回忆说:“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

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干部的培养,陕甘宁边区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大批前来的青年学生,以边工作边学习的形式投入延安火热的学习运动。

据统计,1938年7月,仅抗大就有学员4269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了2049人,此外,抗大还有657名教职员工,其中外来一知识分子占47%。

一般而言,行政人员数量应控制在总人口的3%以内,但当时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已经达到5.4%18。5%~6%的行政干部数量,对于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可谓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据杨尚昆回忆:“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即此时非生产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人。这些人口都实行统一配给制度,一日三餐均由单位供应。

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以359旅进入南泥湾垦荒为标志
性事件的大生产运动”,其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经济和军事封锁,而通过推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年轻的共产党人有效地化解了边区的经济危机,使得南泥湾及其他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农村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的北地江南。

这一记忆的话语逻辑建构,直接来自于当时的官方文件表述—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作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时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山这篇文章后来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件,被收入总发行量达到6亿册的《毛泽东选集》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大生产运动之原因最为权威的表述。在《组织起来》中,毛泽东同样指出:“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12)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毛泽东这几段对大生产运动起因的表述也因此盖棺定论,而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敌人封锁进行抗争的南泥湾垦荒,自此成为共产党人独立自主
应对困难并一再获得成功的精神象征。

纵观目前的各种相关论述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对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起因,基本与这一官方表述一致。

除“救国公粮”和“公盐代金”外,边区民众的负担还包括购买“救国公债”(仅1941年,边区民众就被动员购买公债500万元)(负担“救国公草”、“寒衣代金”、义务劳军、义务运粮运草,以及盐税、糖税、酒税、油税、耕牛税、羊子税、棉麻税、甘草税等。仅动用壮丁一项,每个壮年男子就需要服务至少20天),此外,无论是富户还是贫农,每个边区家庭还需要承担出牲口的义务。每户出牲口一头,分富户、中户、贫户,“其全年总服役时间富户不得超过80天,中户不得超过40天,贫户不得超过20天。……如无牲口,需自行雇佣,费用由应征户承担。”到1942年1月,条例修改之后,这项负担更其沉重凡能供驮运之牲口,每月有为公服役三天之义务”。即每年贫户亦需
36天。

一些地区为增加财政收人,所列收费项目令人啼笑皆非—如宁县“为了增加边区的财政收入”,向砍柴的贫苦农民收取“斧头登记费”,每月每把斧头要交一元。事后被边区政府严厉批评,方得及时纠正)。边区民众负担之沉重,就连应毛泽东之命,于1941年出任边区财政厅厅长,着力征收公粮,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南汉宸,亦在1948年总结抗战以来的财政状况时承认,1941年“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

这其中,最能够说明政府切实考虑了民众需要的,是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和一般的条例不同,它在正文的后面还附有以和农民说家常话的口吻写成的说明,生动、活泼地描述前面文字的字面意思、选举的意义乃至投票时需要注意的细节。例如,在第21条后面是这样写的:

“竞是争的意思,各党派各团体想自己提的候选人当选,都向选民宣布,要求选举他的人。竞选的好处就是摆出许多货色(候选人)叫人民选择,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治的认识及兴味,可以促起政治的改进,可以将民主更加发扬。怎样竟法?拿什么东西来竞?不是靠枪靠势力,而是靠自己的主张。比如某乡选举乡议会,那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共产党要想自己的人当选,于是共产党的该乡支部,就提出竞选政纲,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在本乡如何如何,要我党的人当选了,一定能做到。同时向人民介绍我党提的候选人的能力与品质。当然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团体,都也提出人和政纲来,都撂在人民面前,叫人民选择。人民是不会受骗的,看得准确的,选出的总不会坏,竞选的人如果失败了,那只怪你的货色不中客意。准备你的货色,下次再来吧!”

利用陕甘宁边区民歌资源丰富的优势,边区政府还编创了生动的歌谣来宣传民主选举的目的和标准:“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

到1942年,延安的党政干部总数达到1.2万人,军队人数在10万左右。而仅仅一年以后,党政干部的人数就增至3万人,而延安市民则只有1万人。较之1937年,延安人口增长了近17倍9。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非生产人口的增加,而原因则是毛泽东急于扩大实力与蒋介石抗衡。在这一点上,强调“精兵简政”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之意见相左,曾发生极大分歧。

由于军队、干部、学生等非生产人员迅速增加,边区的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的18.86%。1940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款购粮,开始完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来解决机关干部、部队人员和学生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石增至1940年的9万石。即使如此,依然入不敷出。为了保证粮食供应,1941年,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4%,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是1939年实际征收量的4倍、1937年实际征收量的14倍。出产寡,而食者众,必然导致粮食、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紧缺和物价上涨。短短4年里,边区物价涨幅超过15倍,物价指数从1938年的143.1上涨到1941年的2228.9。负担的加大和物价的飞涨,使得边区百姓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