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红色苏区时期,符号象征系统全面模仿和沿袭了苏联的一整套符号系统。如同高华所指出的,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而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富含隐喻色彩的故事,并建构起一整套以“红太阳”为叙事中心、以边区“晴朗的天”为叙事背景的、富有民族特色和阶级色彩的符号象征
系统。

军队之外非生产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中共中央进行了大量宣传,吸引了大批爱国抗日人士踊跃来归。随着抗日战事日益激烈,河山半壁沦丧,积极宣传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得到越来越多国内民众的支持,延安成为大批爱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从武汉、桂林乃至海外源源不断地经由西安来到延安,加入到八路军、抗大、鲁艺等各个群体的革命洪流里。从上海逃奔济到南京而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的青年贝特兰回忆说:“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

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干部的培养,陕甘宁边区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大批前来的青年学生,以边工作边学习的形式投入延安火热的学习运动。

据统计,1938年7月,仅抗大就有学员4269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了2049人,此外,抗大还有657名教职员工,其中外来一知识分子占47%。

一般而言,行政人员数量应控制在总人口的3%以内,但当时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已经达到5.4%18。5%~6%的行政干部数量,对于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可谓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据杨尚昆回忆:“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即此时非生产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人。这些人口都实行统一配给制度,一日三餐均由单位供应。

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以359旅进入南泥湾垦荒为标志
性事件的大生产运动”,其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经济和军事封锁,而通过推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年轻的共产党人有效地化解了边区的经济危机,使得南泥湾及其他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农村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的北地江南。

这一记忆的话语逻辑建构,直接来自于当时的官方文件表述—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作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时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山这篇文章后来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件,被收入总发行量达到6亿册的《毛泽东选集》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大生产运动之原因最为权威的表述。在《组织起来》中,毛泽东同样指出:“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12)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毛泽东这几段对大生产运动起因的表述也因此盖棺定论,而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敌人封锁进行抗争的南泥湾垦荒,自此成为共产党人独立自主
应对困难并一再获得成功的精神象征。

纵观目前的各种相关论述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对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起因,基本与这一官方表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