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公开要求掌握最高权力,但他讲的故事使人们相信他就是历史的最后答案。”阿帕特与赛奇在《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中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对历史叙事的控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10)。如前所述,围绕着“南泥湾精神”,一系列延安红色政权的大生产叙事无论是在中1共经济建设史,还是政权建设史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上述这些记忆符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反复唤起、重构、刻写和固化,系统性地纳入到“遭遇困难一克服困难”、“英明决策一忠诚服从”、“革命施恩一翻身感恩”;“群众陈情系列政治话语逻辑之中,成为执政党的宝贵政治资产
领袖纳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被反复讲述,流传至今。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以形形色色的宣传和教育强化灌输政治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培养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广泛认同,并在建国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时代。

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星火燎原》、《延安往事》等回忆文集中找到大量对大生产运动亲身经历的回忆。阅读这些回忆录,可以发现,无论是对领袖务农轶事娓娓动听的叙述,还是如陈学昭等普通延安干部对大生产的往事追忆,都遵从着“遭遇困难一英明决策一统一思想一战胜困难”的话语逻辑。这一话语逻辑,在当时的目的是否定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重视“革命工作”、轻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强调通过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份子”。而其政治诉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通过展示在短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来证明领袖决策的果断和英明
②只要统一思想,追随执政党的领导,就能够战胜困难,“人定胜天”。
③通过执政党迅速改变局面的能力来证明其广泛群众基础,从而证明其政治合法性。
④通过贬抑知识的价值来强调证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树立劳动观点,保持对党的完全与彻底的忠诚。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组织起来”政策的一部分,包括干部及知识分子在内的非生产人口参加生产,与改造二流子运动、兴办合作社一脉相承的是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对模范的表彰和对后进的“帮助”、惩戒来实现规训,保证生产效益和行动一致性,实现对肉体的驯服。

尤其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特殊力量则在于,与+整风运动”形成二重奏的定额生产制度,“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这一过程,我将其命名为“生产一整风”的双重规训。

以明确的标签来区隔二流子”人群,加之以熟人社会中的强大的群体压力,兼以此中可能随时背负的耻辱和被乡村社会抛弃的恐惧感来威慑对大生产运动持消极态度的民众——改造二流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民主评定“二流子”的过程,把熟人社会里的道德贬斥化为具备一定司法性质的惩戒行动,通过集体监视和收容防止自由流动,通过劝说和收容强制进行生产培训,通过批判大会和贴标签的方式实现惩戒,通过集体批判和训诫来进石二思想改造”,让整个乡村社会的每一个体在战战兢兢的评选和对照标准的自我审查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如福柯所言:“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这一方式虽然不同于同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通过流放进行惩戒和改造,但在把“面子”看得至关重要的中国社会,却同样甚至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