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女性结婚后为了不耽误工作,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由于卫生和营养差,孩子往往很快就死亡。在当时,这些被普遍认为是为革命做出的必要牺牲。经过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知识分子普遍实现了角色转换和认同。例如,陈学昭在终于能够熟练地完成纺纱任务后,一方面感受到了挑战自我所带来的自豪感,在劳动过程中对这种劳动产生了兴趣,“终于爱上了这简陋的纺车”,但另一方面,又多少为自己“蜕变”的过程感到痛苦。

如周晓虹所观察到的:“令人满意的角色表现不仅证实了一个人作为角色成员的地位,而且也是自我评价的积极反映。显然,如果来自他人的反馈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8”。此时,作为个体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角色认同与他人评价发生
极大分歧时,对自身身份、立场和角色意识都发生了深刻怀疑,而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与其内在认同标准一致的目的。”这个阿帕特与赛奇称之为“取消个性”、“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的过程),正是延安干部与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中经历的重塑自我之路。这就是为什么陈学昭、丁玲、周立波、何其芳、王大化等众多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阶段进行如此深刻和痛苦的检讨、反省,下定决心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清算和灵魂改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