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但是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它没有取代负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

用中国的成语来说,他深知其中甘苦。但是整个说来,在本世纪初,真懂西方哲学的人是极少的。我自己在上海读中国公学的时候,有一门初等逻辑课程,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教这个课程。最后找到了一位教师,他要我们各买一本耶方斯《逻辑读本》的原本,用它做教科书。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教我们读这本书。讲到《论判断》一课时,他叫起我拼 judgment这个词,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与m中间插进一个e。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谭嗣同(18651898)在变法运动失败的壮烈殉难,作为思想家他比康有为本人深邃多了。他写了一部《仁学》,将现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引入了新儒家。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书,说明要读《仁学》必须先读这些书。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想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事实很明显,当时的人简直不知道西方的哲学,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

按他（康有为）的意见,他所主张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子的真正教义。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注入他自己的新思想。除了这些,他还在1884年写了一部《大同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具体的乌托邦,根据孔教的设计,将在人类进步的第三阶段实现。这部书虽然大胆、革命,足以使最能空想的著作家瞠目结舌,可是康有为自己却远远不是空想家。他断言他的纲领,不到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决不可以付诸实施。至于当前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坚决主张,只能是君主立宪。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初被保守派痛恨,因为他太激进了;后来又被激进派痛恨,因为他太保守了。

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周围地区称为“远东”,那么,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远西”,即“泰西”。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西天”,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泰西”了。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