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像我一样，很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有着这样的矛盾，就是我们既想有根，又想有翅膀，可以飞出去看别处的风景。我们知道，根和翅膀这两者是非常矛盾的，因为有根你就飞不起来，而飞起来了你就不可能有根。但我觉得，我们正是要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那就是我们既有根又有翅膀。对我个人而言，我不仅希望自己有根，而且还要有两条根，一条是香港，一条是北京。

本文载于2013年7月13日《晶报·深港书评》庄向阳参与了本文的采写

刘忆斯：您在《什么都没有发生》中曾写过这么段话，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长出青苔来”，青苔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在北京住了十几年，有没有长出青苔来?
陈冠中：青苔就是我与一个地方发生的关系，我不希望这个关系是很干净的，因为干干净净的，石头就是石头，水就是水，那就只能代表你对于这个地方而言还是一个外人。我反倒希望我和一个我生活的地方，能是那种黏黏糊糊的、脏兮兮的关系，能有一种各种细菌、各种生物丛生的感觉(笑)。我现在写的东西，都会写到北京，所以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我正努力地长出我的青苔，越多越好，因为有了青苔，我的人生旅途才会更好看些。

我去美国那几年，因为记者连着揭发出"水门事件”等震撼性新闻，正是美国新闻界最自豪的时候，因此当时的美国盛行新闻调查式写作，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以及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的作品，那时候好多名作家都是用“新新闻体"来写作。后来阅读了更多文学作品，我知道了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文豪，其实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从新闻事实和刑事案件中遴选写作题材了。

陈冠中：我读西方文学作品，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去美国读书时期，那几年补读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美国小说。此外，当时接受的美国式新闻写作训练，也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我记得那时的美国老师有很强的文字纪律，他们不准我们用形容词来写东西，比如"漂亮。。美丽。这样的词是绝对不可以用的，我们写文章必须要进行最具体的描述，哪怕是对一个杯子，也要找出最简练最形象的词来量化。后来我意识到，英文里的动词非常多，所以用大量的动词也可以有很形象化的描述，不一定非要用形容词。

陈冠中：我是直到读大学才开始看严肃文学作品的，当时最先碰到的是台湾文学，有於梨华、聂华苓、李敖、柏杨，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白先勇。我顺着白先勇再往前读，就读到了张爱玲，很好玩的是，我那时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张爱玲是一个台湾作家(笑)。后来，在我读了更多中国文学作品后，才找到了中国新文学的源头，找到了鲁迅、巴金。再后来，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我阅读到了更多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最让我激动的是两位北京作家阿城和王朔。当我读到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时，我真的开始对当代内地文学另眼相看了，而读王朔的京味儿小说，更是让我开始思考如何在小说中加入当地方言而体现本土性的习题。

陈冠中：你说得对，像香港，每个作家都是个案，所以董启章才能静下心来写上百万字的小说。但香港终究是一个孤立的城市，它的文学只是从这七百万人中生成出来的。北京就不一样了，那里有来自各地的人，你可以跟其他人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产生化学反应。
我一直觉得，所有城市的文化兴起，都是由一个文化消费城市转变成一个文化生产城市。在香港的文化领域中，电影、电视已经可以生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品，但在文学由消费转为生产上，还要继续努力。

陈冠中：如果把文学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香港的严肃文学一直是很边缘、很孤独的。相比起来，香港的通俗文学是那么的强大，有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倪匡的科幻小说，这些香港的类型文学在整个华语世界都非常流行，非常有影响力。和过去相比，我反倒觉得现在香港的严肃文学不论是作家数量还是读者数量都增多了，比如写小说的董启章，写诗歌的廖伟棠，他们都已经在华语文坛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从小就是在香港的上海人，现在则是在北京的香港人······”陈冠中如此介绍着背景复杂、身份矛盾的自己。“这个时代充满了矛盾，而小说是表达和处理这些矛盾最好的载体。”陈冠中非常欣赏罗兰·巴特那句"活出这个时代的矛盾”，而他，也正努力用小说写出这个时代的矛盾。他说：“小说长着脚，可以走很远，很长······”

香港有文化吗?香港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吗?二三十年前，不仅香港外部的人这样诘问，即使香港人，对此问题也不太自信。
1990年，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首届香港书展在新落成的香港会展中心揭幕。巧合的是，此后人们对香港有无文化和文学的质疑也日渐减少。当然不能说是香港书展改变了香港文化及文学的面貌，但两者之间的同步仍然显示出一种共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