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身份意识非常明确，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人，但我跟世界文化是气息相通的互动关系，以我的个人经历，在美国读书工作过，到世界很多地方旅行过，读过不同文化的书，获得了不同文化的营养，深感中国文化有那么多的宝藏，很想把这些宝藏也送出去，和世界分享。这个道理如果我一直在国内待着，恐怕是不会理解的，它甚至不是道理，而是感受。
说到香港，我越来越喜欢这座城市了，我喜欢它的开放、包容，希望它像纽约一样，成为一个大沙拉盘子，里面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这才来劲嘛。

甘琦：眼见为实这句话现在看已经远不是真理了。因为你看到什么，往往不取决于眼睛，而取决于心。你的心有多大，你看到的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有多敏感，你感知到的世界就有多微妙。如果心中没有，眼睛会视而不见。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小我会越变越小，大我会越变越大。
出版这个职业好，就因为书没有疆界，它反射世界上的一切。我觉得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Bezos)非常聪明，他选择用书做门户，然后开始大卖百货，就因为书是世界的对应物，每个人都能找到吸引他的那一种，这等于用书把大家眼球吸引过来，然后卖给他们一切。

说到中大社的坚守，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十六字社训——立身天地，安守边缘，守先待后，不激不随。

比如我刚才说到王铭铭教授的《西方作为他者》，本来就是用英文写作，加之密集修改，英文版书稿要比中文版更为严谨，而该书的英文母语编辑不仅是一流文字编辑，且通晓数种东方语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因此查考文献来源驾轻就熟，该书宣传推广等指向的也是英文学术和出版界。真正的英文书做起来很难，成本难以想象地高，但这么大的文化，总得有。

甘琦：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们确实有这个梦想，就是做一套以中国人为主体讲述的中国历史。因为“剑桥中国史”再好，作者群里再有中国人，也是一个由西方人主导的知识体系，可以说，这个知识体系影响了全世界的中国观。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套由中国人主导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有外国学者参与，但代表的是中国人的中国观，不仅给中国人自己看，也给全世界的人看呢?这个梦想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编辑部，没有有世界文明眼光的中国历史学者，整体学科研究上没有深入到一定深度，是无法做到的。

有意思的是，关于北大王铭铭教授的书稿，两份评审报告都十分正面，但一篇修改建议比另一篇多很多。王铭铭教授在日本近乎闭关地修改了三个月后，对我们感叹说，建议修改多的那份评审报告给他的帮助更大。
所以，匿名评审不仅帮助出版社判断书稿，同时使作者受惠，因为对善学习的作者来说，利用出版社资源获得同行宝贵意见，百利无害。很多评审报告都堪称杰作，令人感到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敬业，可惜只能给到作者，不能拿出来分享。

我们也不太在意编辑之前是学什么的，我们最看重的是潜在的编辑素质这件事，说到底，我们需要的是没有被知识压垮、没有失去本能的人。

甘琦：我相信那句老生常谈，如果没有一群好的人去执行一个好的制度，那再好的制度也是坏的，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好的人。

甘琦：一个大学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是知识创新，其次才是知识普及。先说知识创新，顾名思义，肯定是要做原创的东西、新东西，一个大学出版社要是只出重印的书，是无法想象的。接下来，将具有创新性的知识进行普及性的传播，是大学出版社的第二使命。

在香港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独特地方，存续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之与世界文化融通互动，成就了中大社的特殊使命。何炳棣先生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是1969年由中大社首版。他的英文著作《东方的摇篮》也由中大社1975年出版，这两本书加上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内部我们称为“中国文明三书”，堪称为中大社定调子的书。这个调子，就是张光直先生所强调的超越"专业”的“通业”，就是把中国文明置诸世界历史文明中的比较视野。

甘琦说做书会让她有一种在玩时间游戏的感觉，“可能做书的冲动和道家炼丹的冲动一样，都想长生不老吧。”她笑道，“我现在做书，却有享受未来时间的感觉，挺过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