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鑫生现象的最早报道人周荣新是《浙江日报》的老记者,也是我一位相识十多年的师友,我请他到摄影棚讲述往事。那天,周老师坐车来了,在棚内,他告诉我,是步鑫生送他来的,现在步就坐在车里,但他不愿意跟大家见面。

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疾病缠身的步鑫生一直隐居在上海。

“他的心里有很深的结,因为当年的扩张是政府催促搞的,出问题了,却全部怪罪在他的身上,不给他留一点的后路和尊严,他觉得时代对自己不公,他不能原谅。”周荣新幽幽地对我说。

录像结束后,我送周荣新到大楼电梯口,然后从高处目睹他出楼,走近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有一个穿灰色衣服的老者下车接上他。车子缓缓驶远,融入滚滚红尘。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场摧枯拉朽的大变革浪潮中,所有的当代中国人都被裹挟前行,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并不是每一份付出都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回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激荡三十年”,它百色杂陈,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