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到了鞋匠的例子。他说:“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是一台挣钱的机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会对鞋子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

我不知道别人读到这段文字时是什么感受,至少我是非常的感动。

从这句话开始我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管理的核心。也许我们真的太漠视劳动本身了,我们只关心通过劳动可以获得多少金钱,却不太关心劳动本身及其对象的意义。

世界上之所以需要鞋匠,是因为有人需要鞋,而不是因为鞋匠需要钱。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

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在进行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我一度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时展开了工业化运动,前者称为洋务运动,后者则是明治维新。那么,为什么伊藤博文等人在接触了极其少量的信息之后,就迅速地作出了“脱亚入欧”的决定而李鸿章、张之洞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现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

在伊藤博文看来,他们本来就是亚洲的边境人,“脱亚入欧”无非是从一种边境人成为另外一种边境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对李鸿章等人来说,要放弃的东西就实在太多、太沉重了。李中堂曾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的思想本源,隐约正来自于“文明中心”的自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境人意识让日本人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行为模式。比如:日本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现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亳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用冈田树的话说,这些已经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既然这样了,那不如“边境到底”吧。

“边境到底”的人民共识,使得日本产生了两大能力:第
,敢于吸取一切强者的智慧,在不断求变中寻求生存的空间;第二,因自卑而自恋,由自恋而自傲,最终构成一种识别性极其强烈的民族禀性。

再举两个让大家吃惊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仿效西方各国,编一首歌供国民在重大节庆时咏唱,歌词是从《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贺歌》加以改造,歌曲则是由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芬顿初创,然后又请德国人佛朗茨·埃克特编曲。也就是说,日本国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驻日盟军司令部想要为日本拟定部新宪法,于是,他们参照《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和《苏联宪法》等,拟定了新的日本宪法。也就是说,现行的日本宪法不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国民的智慧,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统一的国民意志”,它只是“战败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没有改变上述任何一项的打算,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国之一，也不妨碍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国民特征。这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以“边境人”自居的日本人。

你能干什么呢?你能干的就是,去购买一个泡沫,让它与货币的泡沫同步变大。

全中国最好的泡沫是什么?正在读这篇文章的读者可以问下自己,你炒股票亏过钱吗?你投资工厂亏过钱吗?你购买房子亏过钱吗?亏损最少的那个东西,就是最没有泡沫的。

如果未来10年里人民币的国内购买能力持续下降,每年货市增发10%左右,那就意味着每隔7.2年,人民币就贬值为现在的一半了。而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里,每年就相当于贬值8%左右。所以,你必须要投资出去。可你投资什么呢?

一个商品或一个产业,有没有产生或成为泡沫,是一件不容易判断的事情。不过,有一条基本的判断是存在的,那就是,这个投资品是否以真实的需求为基础。

所以,老格林斯潘是对的。中国的经济有没有泡沫,房价股市以及高铁建设有没有泡沫,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它破灭了,那就是有泡沫;如果没有破灭,那就没有泡沫。

瑞士手表这一段绝地复活的历程,颇可以为当今中国制造业所借鉴。

行走于侏罗山脉汝拉山谷,在寂静的机芯工厂参观考察,屋是一个个坐在特制高桌前埋头打磨的工匠,窗外是几百年风景变的瑞士高山草甸,而从这个偏僻村庄生产出来的手表在不久后将被陈列在世界各地最昂贵的橱柜里,穿戴在那些趾高气扬的时尚人士的手腕上,联想起这些,让人有一种很奇特的穿越感。

这种感觉,我在硅谷的那些简洁明亮的咖啡馆里有过,在日本京都的那些低矮洁净的器皿小店里有过。所谓的商业之美,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对自然与物质的一种敬畏,并在这一敬畏之上,以自己的匠心为供奉,投注一生。

急躁、功利、凶猛决然、见到猎物就上、从不顾及生态,这种“狼文化”据说正被很多企业家奉为“图腾”。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目睹了太多的血腥传奇,我们看到太多的公司一夜崛起,政城略地好不痛快,所谓的商业道德、公共责任都成为利益的“祭品”。

我们看到太多的产业在最短的时间里被砍杀成一片焦土,以狼为荣的企业家们正把任何一个可能的领域都变成价格战的“红海”。中国和地球都实在太大了,杀遍东南沿海,还可驰往内陆腹地,砍尽华夏大地,又可远征南洋彼岸。

似乎总是有消耗不光的物资能源、开拓不完的市场疆域、剥削不尽的低廉劳工。

最近,台北的圈子里还流传着一则笑话。

有一天,大陆方面有人给台湾地区领导人捎话,金门那边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褪色得太厉害,得找人重新刷一刷了。马先生很高兴,决定嘉许捎话的人。

对方却说,千万别想太多了,主要是厦门那边的游客看不清楚,影响了生意,旅游公司有意见了。

如今,从大陆每天到台湾旅游的游客人数最高限额为7000人,这是2013年3月“大幅提高”后的结果,之前为每天5000人。

问台北的官员:“北京故宫一年的接待量是1000万人次,杭州每年的游客有9000万,台湾多开放一些陆客会出什么问题?”

“会出问题的。”回答的人是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顾问,“我们可以把日月潭的停车场扩大10倍,将花莲的民宿数量增加20倍,可是,当这些设施都大规模增加后,哪一天,两岸关系一紧张,对方禁止全部游客,台湾经济就真的垮掉了呀。”

《管子·轻重戊》中有过这样的故事:大国齐国以铜向邻近小国莒国和莱国高价交换紫草,莒、莱两国广种紫草,而荒废粮食生产,次年,齐国突然停止进口,两国经济迅速崩溃。台湾人古文学得好,这点教训一直记得,“你千万别说我们想得太多了”。

步鑫生现象的最早报道人周荣新是《浙江日报》的老记者,也是我一位相识十多年的师友,我请他到摄影棚讲述往事。那天,周老师坐车来了,在棚内,他告诉我,是步鑫生送他来的,现在步就坐在车里,但他不愿意跟大家见面。

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疾病缠身的步鑫生一直隐居在上海。

“他的心里有很深的结,因为当年的扩张是政府催促搞的,出问题了,却全部怪罪在他的身上,不给他留一点的后路和尊严,他觉得时代对自己不公,他不能原谅。”周荣新幽幽地对我说。

录像结束后,我送周荣新到大楼电梯口,然后从高处目睹他出楼,走近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有一个穿灰色衣服的老者下车接上他。车子缓缓驶远,融入滚滚红尘。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场摧枯拉朽的大变革浪潮中,所有的当代中国人都被裹挟前行,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并不是每一份付出都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回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激荡三十年”,它百色杂陈,一言难尽。

人生的路,有的时候越走越窄,有的时候越走越多,但是每一次选择,便注定意味着无数的错过。

1999年以后,我保持着每年创作一本书的节奏,我觉得这是一位职业作家的自我约束。这些书有的畅销一时,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还引起了纠纷诉讼,但在我,却好像农民对种植的热爱一样,既无从逃避,又无怨无悔。

我们读书写作、创业经商,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不甘于现状,才可能摆脱现状,但同时,我们也应当学会不悔过往,享受当下。

人生苦短,你会干的事很多,但真正能脚踏实地去完成的事情却很少,就正如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说过的那句话:“所有我们完成的美好事物,没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因为这些事物都太难,太复杂。”

在那样的时刻,一张书桌,在年轻学人的心中便意味着全部的“物质基础”——要想有张书桌,总得先有买书桌的钱吧?总得拥有一块放书桌的空间吧?总得有毫不犹豫买下任何喜欢的书的钱囊吧?总得有从容读完一本书的宽裕时间吧?总得有一群可以从容地交流读书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拥有这一切,你难道不就拥有了一位现代读书人的理想的全部了吗?

后来我写《激荡三十年》,便恳请张五常为我题写书名,他在西湖边的个茶楼里,铺纸研墨,一口气连写了十多遍,那股认真劲令人难以忘怀。

我向他请教做学问的办法,他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这段话,值得抄在这里送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坚定心的声音。

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20多年前，一个叫吴晓波的中国青年读到李普曼和他说过的这段文字。20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作准备,我今天讲这样的话,年轻的你未必会同意,但我经历过的事实正是,在这个中年的午后你能够安心坐在有春光的草坪上喝一杯上好的龙井茶,你有足够的心境和学识读一本稍稍枯燥的书,有朋友愿意花他的生命陪你聊天唠嗑,你可以把时间浪费在看戏登山旅游等诸多无聊的美好事物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而它们的投资期无不是在你的青春阶段。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

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