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我一度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时展开了工业化运动,前者称为洋务运动,后者则是明治维新。那么,为什么伊藤博文等人在接触了极其少量的信息之后,就迅速地作出了“脱亚入欧”的决定而李鸿章、张之洞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现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

在伊藤博文看来,他们本来就是亚洲的边境人,“脱亚入欧”无非是从一种边境人成为另外一种边境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对李鸿章等人来说,要放弃的东西就实在太多、太沉重了。李中堂曾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的思想本源,隐约正来自于“文明中心”的自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境人意识让日本人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行为模式。比如:日本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现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亳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用冈田树的话说,这些已经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既然这样了,那不如“边境到底”吧。

“边境到底”的人民共识,使得日本产生了两大能力:第
,敢于吸取一切强者的智慧,在不断求变中寻求生存的空间;第二,因自卑而自恋,由自恋而自傲,最终构成一种识别性极其强烈的民族禀性。

再举两个让大家吃惊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仿效西方各国,编一首歌供国民在重大节庆时咏唱,歌词是从《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贺歌》加以改造,歌曲则是由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芬顿初创,然后又请德国人佛朗茨·埃克特编曲。也就是说,日本国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驻日盟军司令部想要为日本拟定部新宪法,于是,他们参照《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和《苏联宪法》等,拟定了新的日本宪法。也就是说,现行的日本宪法不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国民的智慧,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统一的国民意志”,它只是“战败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没有改变上述任何一项的打算,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国之一，也不妨碍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国民特征。这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以“边境人”自居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