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问题的核心,至少在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里,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最近我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发了一篇稿件,这篇文稿的作者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的中国城市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6(据“财新传媒”2012年12月10日的报道,是0.61)。还有位美国人 Martin Whyte2009年的文章,“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6,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5就要发生推翻政府的暴动,英国19世纪上半叶基尼系数达到044就引发普选权和其他方面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中国什么事都不发生?因为心理承受力,中国人可以承受很高的不平等。为什么?我们以后要引述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篇调查报告。根据这篇报告,中国人有一种我称为“特殊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问题,于是可以承受很高程度的不平等。
我们请教法学家—中国很少有法理学家,中国有大批的法条学家—如果我们请教朱苏力,得到的回答将是:法学家只研究“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经济学家应当研究“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
我记得最近有一则新闻,某一地方政府试图设立道德奖励基金）,用经济手段鼓励道德行为。我们知道,实施这一公共政策的后果很可能违背政策制定的初衷。因为,道德行为的判据源于行为主体的心性,所谓“自律”而非“他律”。经济激励可能激发的行为,是典型的他律，而非自律。
负责落实这一政策的政府官员,怎样区分这两种行为呢?又如果原本基于自律的某一行为在经济激励之下转化为他律的,是否还应获得奖励呢?从理论角度,我们说,道德或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事件不应也不能成为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