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为什么没有恢复宗法社会之可能呢?显然,这套纲常与效率原则有激烈冲突,故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难以为继。但是,其次请回忆,中国宗法社会还有余英时阐述的那种内在超越式的人文关怀。在这种人文关怀的指引下,中国人可以从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满足,而不必纠缠于社会生活维度的纲常伦理。我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真正获得了内在超越能力的中国人,至少在他们追求精神自由的初期,纲常伦理反而成为严重的束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路径在从物质生活的温饱阶段转向社会生活的深层情感交流时发生的问题。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或缓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来源就依旧只好停留在物质生活维度之内,从而导致醉生梦死的人生观和纸醉金迷的日常生活。罗马帝国末期如此,中华帝国难道不能有如此的末期吗?
我要澄清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的涵义。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 the way of life,已经包含着情感和精神生活。但为要强调我们中国人遇到的基本问题,我特别地使用了“情感方式”这一短语。我的解释是,情感方式是由内向外地体悟而获得人生之意义,这样一种认知过程典型地是传统中国士人的,而不是西方的。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推毁工
因此,由表及里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内向外的是我们的情感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以这两种方式生活,或许有偶然的机遇,可使我们由表及里的过程与自内向外的过程顿悟为一。但这样的机会太少,遇见这样机会的中国人太少。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顿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寻自己的幸福。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一样,是迅速西方化的。退居深山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西方化或工业化或效率主导的日常生活是物质的,同时,我们还有自内向外的探索,目的也是寻自己的幸福。
东试图通过诸如“打破讠计划平衡”和“干部下放劳动”这样的方法缓解官僚化,但效果甚微。“文革”之后,效率原则再度成为重要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有了30年的市场化时于期,最富于企业家能力的各种群体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在30年市场化的最后10年,主要由于政府寻租的激励,官僚化倾向再度占据主导位置。目前的情形是,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为继。
另一种政治演化路线,就是推行“政治民主化”,将权力交给人民。通过极大地强化“民权”来压制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但是,这一路线要求人民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要求精英及强势群体足够地自我节制,还要求有一批政治影响力足
够大的“中介”得以维系社会稳定性(实践智慧)。为克服这些困难,相当多的鼓吹者认为应首先推行“党内民主”。其实,不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关键是最先获得民主权利的人必须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多年前有人建议的人大代表“职业化”,不失为一项好的政策。职业化(类比于法官薪俸独立于政府)的人民代表,如果由本区竞选产生,则本区公民的意识足够强烈;如果由全国竞选产生,则中国公民的意识足够强烈。
(2)社会保障系统的普遍缺失——这是事实,尽管政府已付
出了很大努力,但中国社保系统将面临远比美国严重的财务危机;
(3)失业救济系统的缺失或不足一—如果一个人有获取收入的能力,却因为失业而在短期内没有收入,也就是他的生命周期里面积B的损失,通常应由失业救济补足;
(4)劳工阶级组织自由工会的合法权益基本缺失—成熟市场社会里,工会在改善劳工收入方面至关重要,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工会的存在可使失业率上升。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劳方由于不能有组织地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借助罢工威胁),因而他们的工资很可能低于市场工资。换句话说,中国的工资不是自由市场的,而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
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由于官僚子弟对全部稀缺资源的独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成为让官僚子弟先富起来的政策。虽然,更确切而言,让控制稀缺资源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中国目前的情形就是,企业家能力在政治与寻租领域的创新活动的收益与成本之比,远远超过了在经济与市场领域的创新活动,而且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从全国和地方的历届“两会代表”(政治寻租领域)的人均收入或人均财富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间接地推测这一状况。
随着社会的官僚化趋势的增强,由一系列偶然性导致的政策建议或社会选择的“议题”,现在被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取代了。这些官僚机构的典型工作方式是“文牍主义”。
官僚机构为要迅速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首先要收集和处理并理解正确应对这些问题所需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分布在社会网络的少数局部,则依靠官僚机构求解社会问题的信息成本就比较低。但是,这些信息通常分布在社会网络的许多局部,这时,官僚机构的信息成本就会非常高。
我们环顾四周,有知识的人很多—教授、记者、作家、演员,他们并不批判社会,并且努力要进入或迎合社会主流,所谓“同流合污”。这一趋势导致中国社会严重的并且迅速恶化的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化可能导致革命。预见到革命
的毁灭性后果,执政党可能实行改革(改良)。
请回忆赫费的著作《政治正义性》,人们之所以赞成利维坦政府,是因为霍布斯丛林战争的痛苦体验超过了独裁可能有的代价。这样,社会就从民主进入独裁,独裁统治下的社会,可逐渐恢复秩序,这是独裁者对社会的承诺。独裁是可能长期维持的,如果独裁者兑现了关于社会稳定性的承诺,并且使社会为独裁支付的代价(通常与腐败有关)控制在较低水平。
中国在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下完全丧失了“社会”,于是不
得不在改革开放时期将“社会”重新生产出来。
沈原领导的清华社会学系“农民工”课题组,最近在《新世纪》周刊发表了农民工研究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以及沈原的文章,他说那些农民工的子弟,最初或许是有理想的,但在职业中学的教育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现实”,男孩子在毕业时最高的预期就是“门卫”或“保安”。
我要澄清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的涵义。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 the way of life,已经包含着情感和精神生活。但为要强调我们中国人遇到的基本问题,我特别地使用了“情感方式”这一短语。我的解释是,情感方式是由内向外地体悟而获得人生之意义,这样一种认知过程典型地是传统中国士人的,而不是西方的。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推毁工
因此,由表及里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内向外的是我们的情感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以这两种方式生活,或许有偶然的机遇,可使我们由表及里的过程与自内向外的过程顿悟为一。但这样的机会太少,遇见这样机会的中国人太少。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顿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寻自己的幸福。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一样,是迅速西方化的。退居深山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西方化或工业化或效率主导的日常生活是物质的,同时,我们还有自内向外的探索,目的也是寻自己的幸福。
182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循环往复。然后是革命党夺取政权,继续循环,直到最近一次,称为“后文革”时期,也称为“改革开放”时期。在100年时间里,我们在物质生活维度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另外两个维度的情况,尤其是精神生活维度,则很难说有很大进步。所以,过去100年的演化过程,我称为“效率原则”主导的时期。仅仅有足够高的效率,不能解决每一个中国人面对的基本问题。例如中国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1/4,并且,中国的腐败指数远高于美国,结果,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劣状况就远不是“人均收入”可以刻画的,也不是平均意义的基尼系数能够刻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今天感受最深的,是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和财富与收入的不
平等,尤其是不平等程度正在迅速扩张。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深层情感交流”的能力。写到此处,
我想起一位朝鲜的亲戚,她是我岳母的表侄女。2003年,她历尽艰辛从平壤来到北京,住了几个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白头山传奇”,特别记录此事。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
这篇文章—白头山就是长白山。我的印象是,她看电视的时候只是流泪,几乎完全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朝鲜的日常生活,远比我们经历过的“文革”时期更革命化和军事化。我们在“文革”时期养成的习惯就是尽量不表达甚至要消灭个人情感,因为这类情感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只经历了“文革”十年。而朝鲜消灭个人情感的时期,至少长达两代人(从金日成到金正日)。难
怪这位从朝鲜来的亲戚,在自己母亲的姐姐面前也完全不会用语言来表达情感。
情况。他从都市的繁荣程度和人均收入资料推测,宋代中国是全世界物质生活最丰裕的社会;又从人口、农业产量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资料推测,经历了130-1820年这一漫长时期的基本停滞之后,也就是“元、明、清三代的野蛮化时期
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欧洲。注意,这里的“落后”有十分具体的涵义,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两大维度上考察所得之大致的共识
麦迪森提供了经济数据。我们看到,人均GDP这一指标(根据历史资料估测),在1700年间中国略高于美国,而在1820年间美国约为中国之两倍。至于精神生活维度,哪怕是经历了500年的“野蛮化时期”之后,至少在钱穆、梁漱溟和罗素这样的作者的论述里,中国未必落后于欧洲。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撰文探讨“中国问题”时宣称:倘若世界上还有因骄做而不愿与他国交战之国家,惟中国为是。在稍后发表的《中国问题》一书里,他更指出,中国人实在是因为骄傲而不与他人斗争。
麦迪森的预测很准确,他在2000年(该书发表于2001年)已经指出,中国的GDP将于2015年达到或超过美国。那么,“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我们知道,每一个现代人,包括每一个中国人,活着,并不是以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美国为人生目标的,因为这样一个目标实在缺乏情感价值。美国人不在乎,中国人也不在乎,英语口语就是“ so what",意思是“然后呢?”真正让我们的情感为之波动的,通常不是经济的总量。
我们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见到许多人,收入和财富都远高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但他们日常的生活很简单。我在夏威夷海滩常见到一些被称为“流浪汉”的,从垃圾桶里找食物,但身边有书,那是很奇怪的本哲学书。中国人均年收入已近万美元,中产阶级人均年收入应在5-10万美元的水平,如已基本满足,我们继续活着是为了什么?你不能不承认,活着的理由主要在于精神生活。
这两位作者认为,政治民主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故而,理性的独裁者为获取经济增长的好处,必须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的项副产品,就是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成本迅速降低,于是有政治民主的发展。问题是:理性程度足够高的独裁者,为何要为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利益而接受教育的“副产品”一民主政治?如果这位独裁者看到长期后果是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被颠覆,他就不会为了经济增长而普及教育。
这里显示的是英国数据,由于贵族对平民机会的过分剥夺而引发“群体事件”的指标在1830年迅速增加几十倍。对于英国而言,镇压反抗的成本已经太高,故而,当群体事件突然增加几十倍的时候,贵族们的理性选择就是妥协—让平民获得选举权。他们相信,这是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实行普选制度的主要理由。
新加坡的情况是,这两位作者认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始终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不致引发大规校群体反抗事件。所以,尽管镇压反抗的成本并不很高,但新加坡仍维持了非民主政体。最后,南非的情形是图6.52中区域C的典型,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维持了非民主政体,而且机会不平等程度极高,因为镇压反抗的成本很低。
19世纪,多数西方社会扩展了选举权,这是一项导致前所未有的收入再分配过程的政治决策。我们认为,这些政治改革可视为政治精英的策略性决定,为了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和革命。在既有政治制度框架内的政治转型,而不是收入再分配,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短期的利益转移(从富人移交给穷人)不能确保将来同等程度的利益转移,而普选杈改变了政治的均衡格局,从而使收入再分配获得长期的制度保障。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独裁者可因短期利益的诱导而普及教育,也可更理性地阻止那些可能带来长期威胁的变革。
现在可以讨论下面引文中这两位作者的观点。根据1988年闵琦的那次调查,许多中国人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福利。也因此,他们指出,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在教育程度更低的普通民众当中激发很强烈的共鸣。
如果他们的分析正确,那么我们不妨认为,1989年之后,在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某种“交易”—政府为民众提供致富机会,而民众不再有兴趣参与政治。这庸俗的政治格局延续至今,很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变革的严重障碍。
不宽容,这是对民主政治损害最烈的一种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黎安友对民主在中国的前途之悲观态度。作者们将数据按照教育程度分解,他们注意到民主与教育正相关。
不过,与各国比较,中国人仍是最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即使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群,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也只是50%,而这比例在奥地利和德国高达8C%,在意大利也达到59%(欧美各国当中最低的)。在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体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在中国仅为5%,而在德国高达80%(欧美各国当中最高的)。这一指标在澳大利亚达到西方各国的最低数值,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只有25%,但仍远高于中国。
黎安友与史天健:中国政治文化调查
这篇文章发表于人文学科的著名期刊《代达罗斯》1993年春季卷。
他们要解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人是否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威权主义?”
他通过实证和对比研究得出的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人较为认同带有民本色彩和自由内容的实质民主,老百姓更看重执政的政策给自身带来的好处,对谁在台上执政看得并不最重要,因而熊彼特的程序民主并不是中国百姓对民主的首要选择。
第二,百姓对民主的认知受制度因素影响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中国特有的集体主义的民本文化的变迁是相对独立和缓慢的。
第三,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要求,并非筒单地取决于人们的民主需求,更重要的是取决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中国的民主供给要考虑它的民主需求的程度和种类。这三点
结论与我近年来在地方和基层的实地调研得出的结论完全是一致的。
两位作者报告了他们的中国数据反映在三个方面的公民态度:
(1)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民日常生活:
(2)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并参与政治生活:
(3)持不同政见的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其他公民容忍。”
中国人普遍缺乏参与政治的意愿,另一方面,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应当有很低的刻度。
中国政治历来很残酷,不能宽容政治反对派。
可见,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相比,中国人想像中的政府影响力实在很小。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政府开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教育、养老、失业、医疗、低保)。例如,最近的统计显示美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同程度地领取政府的各种补助,欧洲各国的“福利国家”效应都比美国更显著。日常生活如此依赖福利国家政策,公民想像的政府影响力就会很高,与政府财政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呈正向关系。美国政府开支约为GDP的这一比例在法国和瑞典已超过1/2,而在中国大约是1/4,远低于欧美各国。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奈特顽固地反对学生们的批评,他坚信说服与强制是同类的。极权统治完全不必使用秘密警察来说服你,它只需要用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或中宣部控制的大众媒体来说服你。毛泽东早就意识到杀人不如改造思想来得有效,因为他早年杀人太多,自己感到痛苦。故延安整风初期,他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但是,他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从思想上逐渐操纵了知识分子和大众,这是一种更高级更彻底的控制。
用海勒的描述,就是要永远提醒人们“上帝死了”这一事实,让那把椅子永远空着…海勒女士对现代人的后现代处境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想像有一个大厅,在厅的中央有一张大圆桌,围着一圈椅子。然后,海勒说,传统主义者想像在大圆桌的首席椅子上永远坐着神或任何种类的传统权威,如果池不入席,普通人就不知道应坐在哪儿,他们惊慌失措,就是奈特讲解皇帝新衣被小孩揭穿之后引发的恐慌。现代主义者想像在否定了神或传统权威之后,首席的椅子里坐着“科学”—新的神话。科学预言未来是比现在和过去都更光明的,因为科学世界的进步是线性的,历史可以由科学方法加以控制,诸如此类的蓝图,包括“科学社会主义”蓝图。海勒说,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后,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宏大叙事。所以,科学神话在后现代破产了,那么现代人的后现代处境是怎样的呢?海勒说,相当于首席的椅子永远空着并且,经过反思的后现代处境里的现代人,将对每一个走进大厅的人指出那张神坐椅子是空的,像敞开的伤口一样提醒我们的历史处境—人类没有未来,因为人类不知道未来。她说:《我的感情建议我把空椅子留在那儿,留在房间中央桌子的一端,在那儿,它始终暴露在空虚之中。椅子只有在空虚性里面,才会诚实地对绝对现在的居民说话。我的直觉表明,对现代人来说只有空虚才是完满,此外再没有‘希望之外的希望’。”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很感动,被她的勇气所感动
长期无视社会治理的成本问题,中国经济渐入中速或低速增长时期,不遵循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古训,谁支付社会治理成本?官僚体制积重难返的另一特征,也是经济学家早已看到的,就是官场中人不再考虑社会成本。因为,他们斤斤计较的仅仅是如何晋升。恰如韦伯所言,不论多么优秀的公务员,在这场晋升竞赛之中也逐渐成为猥琐不堪的小人,除非他们离开官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症结在于精英失灵——即占据精英位置的人群丧失了感受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同时,那些感受到重要问题的社会成员无法占据精英位置(所谓“精英错位”)。
毛泽东充分懂得民主集中制的逻辑缺陷,因为,一方面,他反复强调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于是,逻辑地,{少数人知道真相}+{少数服从多数}={群体性谬误}。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原则之外,必须强调的是另一原则——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由于逻辑不通,或许恰好由于逻辑不通,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得以发挥作用。少数保留不同于多数的政治见解但必须服从多数决议。这样的革命党怎样组织武装起义?实践表明,它必须非常地依赖于密谋——全体党员对外保守秘密(即内部政见分歧这一秘密)并且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必须与多数党员一样甚至更加准备为全党统一的行动献出生命。事实上,革命党的生存环境越是凶险,革命党内部就越难以容忍叛徒或可能的叛徒或少数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清党或肃反,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保持革命党的行动能力的组织手段。
知识社会里,不再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样的非本质性的划分,因为知识社会的财富源泉依赖于于知识如何分工以及每一位知识劳动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如何定价。
我们要逐渐进入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哪些议题?首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为,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都有强烈的正义诉求,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再拖延下去,必须提上日程。正义问题的求解在中国也一样,必须落实为一套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那么,怎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致而言,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心态。中国的政治领袖要想留名史册,而且要想造福社会,最可能同时满足这两大诉求的,就是“修宪”。宪法共产党修改了多次,国民党也多次修宪。
怎样修宪?以目前的状况为起点,以2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为视野的期限,你如果是政治领袖,打算怎样修宪?当然,首先是正义问题的求解。那么,怎样的制度才是正义的或比现状更加符合正义的?很自然,第一个方案是“保护私有产权”,因为休谟论证过,这是正义的核心因素。可是,你提出这一修宪方案,等于没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江泽民时代就已经这样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请你们继续思考,如果你们是政治领袖,这一代人的,不是上一代人的,你们要怎样修宪?
显然,目前的状况最醒目的是什十么?就是普遍的正义诉求,针对的不是私有产权保护问题,而是占压倒优势的,是财富的不合理积聚问题—权力寻租、商业违法、合法但损害道德的牟利行为,总之,我们称为“腐败”。群众最不满意的是收入两极化,而且加速两极化。所以,薄熙来在重庆的政策,似乎在底层深得人心。那么,修宪的另一方向你们可以认为就是“均贫富”,也就是薄熙来提出但未能实施的政策,例如根据“基尼系数”考核地方官员。温和一些的口号可是“共同富裕”。胡舒立最近写的社评就点出了薄熙来这一问题。她写的是“要改革而不要均贫富”。改革是争取机会平等的社会,均贫富则是结果平等的一场社会革命,比“文革”更糟糕的革命。
上述就是未来修宪的两大可能方向,其余的方案都可以排列在这两端点之间。现实可行的一定要在两端点之间,不能走极端。
基于观察,我们几乎可以简单地把政治家的品格定义为正义感与仁慈感按照特定比例混合所得的那种气质。这一特定比例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各伦理学》和《政治学》里推崇的“中庸”——对任何行为的各种极端情形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也就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推崇的“合宜”—在每一情境内保持最恰当的举止、态度、情感。
未来的中国社会,必是政治的。未来的中国政治,非有政治家而不能有公民生活的政治升华。未来中国的政治家的数量的多寡及质量的优劣,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孩子们的教养,取决于这些孩子们能否形成被称为“高贵比例”的正义感与
仁慈感的恰当比例。
根据多数作者的观察,贵族气质主要来自教养。这里,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个人的教养,究竟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因素决定的?
教养与现代社会里所谓“正规教育”有本质不同。正规教育至今仍只是传授知识的过程,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努力推广一种新的教育观念,把正规教育视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过程。教养与传授知识几乎无关,如章太炎所论的“小学”,教养所涉及的,是洒扫进退、接人待物的习惯。由幼时的教养,随着阅历与见识的积累而逐渐融为风度。不过在日常语言里,不同品味的人可能赞美不同品味的风度,从而被称为“有风度”的行为可能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格调。
一个人的幼年教养,通常定义为3岁至7岁,最晚可至10岁,在这段时间内的全部体验,意识的和身体的,构成了幼年教养的内容和性格的定势。人格心理学的当代研究表明,性格一旦定型,几乎终生不变。
在幼年教养所培育的各种性情当中,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最重要的两种人类情感——一正义感和仁慈感,通常发生于3岁而定型于7岁,只要有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仔细辨认,我们不难注意到,我们自己幼年时期通过语言所习得的对各种行为的褒或贬的判断能力,以及相应而有的道德情感,其实仍基于我们对成年人使用这些语言的情境及行为的判断的模仿。
在克里希那穆提的传记里,有一段描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沉寂了18年,没有人知道他。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开始出名,有了一批如萧伯纳、小赫胥黎和电影明星嘉宝这样著名的追随者。那时,他有一幢加州小屋,位于加州海边那片180米高的红森林( red woods)里,周围是荒原。他的传记作者普普尔,是他的一位女性追随者,在传记里描写他经常一出门就是十几天或几十天,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他回家之后神采奕奕,什么也不说,只说是出去散步了。在荒原里,没有粮食,怎么活呢?他说他从不吃饭,渴了有泉水,再吃一些野果即可。他不认为那是“辟谷”,他说那是“真正自然而然的生活”。他们又问他是否遇到蛇和狼之类的野兽是的,他回答,不过,那些动物路过他身边时嗅不到恐惧感,所以认为他不构成任威胁。我们知道,野兽不伤害婴儿,因为婴儿不知恐惧,赤子之心,纯粹天然。
我读这本传记得到的感受与我看他的视频得到的感受一致,就是精神自由的人的外在特点是“不外求”。自由表为“完全的自足”,这与中国古人的想像也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称为“自由”。一个自由的人,没有外在约東,因为从不外求。物质的匮乏、社会关系瓦解,以及自然灾害,所有这些约束都是外在的,都不能构成对心性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精神自由的人,完全在精神维度上生活,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无关,所谓“超然物外”,或佛家所说“三界之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