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往的计划体制培养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这个由干数育而获得广阔发展能力的群体,在改革开放时期最可能首先致富,如果政治形势允许他们致富的话。换句话说,这部分尚未实现潜在可能的发展的公民一他们更广阔的发展包括“致富”和“从政。在1990年,他们致富或从政的机会关键性地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演化方向。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这一部分人的情感的和政治的支持。如果邓小平没有到南方视察,或他的南方谈话”不能广泛传播(这是当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不难想像,中国将走另一条路线,很可能是扼杀市场经济发展的路线。总之,中国现在仍在上述两种稳定的政治体制之间。
现在可以讨论下面引文中这两位作者的观点。根据1988年闵琦的那次调查,许多中国人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福利。也因此,他们指出,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在教育程度更低的普通民众当中激发很强烈的共鸣。
如果他们的分析正确,那么我们不妨认为,1989年之后,在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某种“交易”—政府为民众提供致富机会,而民众不再有兴趣参与政治。这庸俗的政治格局延续至今,很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变革的严重障碍。
不宽容,这是对民主政治损害最烈的一种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黎安友对民主在中国的前途之悲观态度。作者们将数据按照教育程度分解,他们注意到民主与教育正相关。
不过,与各国比较,中国人仍是最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即使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群,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也只是50%,而这比例在奥地利和德国高达8C%,在意大利也达到59%(欧美各国当中最低的)。在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体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在中国仅为5%,而在德国高达80%(欧美各国当中最高的)。这一指标在澳大利亚达到西方各国的最低数值,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只有25%,但仍远高于中国。

三、中国的正义实践
黎安友与史天健:中国政治文化调查
这篇文章发表于人文学科的著名期刊《代达罗斯》1993年春季卷。
他们要解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人是否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威权主义?”
他通过实证和对比研究得出的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人较为认同带有民本色彩和自由内容的实质民主,老百姓更看重执政的政策给自身带来的好处,对谁在台上执政看得并不最重要,因而熊彼特的程序民主并不是中国百姓对民主的首要选择。
第二,百姓对民主的认知受制度因素影响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中国特有的集体主义的民本文化的变迁是相对独立和缓慢的。
第三,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的要求,并非筒单地取决于人们的民主需求,更重要的是取决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中国的民主供给要考虑它的民主需求的程度和种类。这三点
结论与我近年来在地方和基层的实地调研得出的结论完全是一致的。
两位作者报告了他们的中国数据反映在三个方面的公民态度:
(1)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民日常生活:
(2)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并参与政治生活:
(3)持不同政见的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其他公民容忍。”
中国人普遍缺乏参与政治的意愿,另一方面,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应当有很低的刻度。
中国政治历来很残酷,不能宽容政治反对派。
可见,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相比,中国人想像中的政府影响力实在很小。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政府开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教育、养老、失业、医疗、低保)。例如,最近的统计显示美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同程度地领取政府的各种补助,欧洲各国的“福利国家”效应都比美国更显著。日常生活如此依赖福利国家政策,公民想像的政府影响力就会很高,与政府财政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呈正向关系。美国政府开支约为GDP的这一比例在法国和瑞典已超过1/2,而在中国大约是1/4,远低于欧美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