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表明,政治民主程度与教育水平显著正相关。
这两位作者认为,政治民主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故而,理性的独裁者为获取经济增长的好处,必须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的项副产品,就是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成本迅速降低,于是有政治民主的发展。问题是:理性程度足够高的独裁者,为何要为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利益而接受教育的“副产品”一民主政治?如果这位独裁者看到长期后果是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被颠覆,他就不会为了经济增长而普及教育。
这里显示的是英国数据,由于贵族对平民机会的过分剥夺而引发“群体事件”的指标在1830年迅速增加几十倍。对于英国而言,镇压反抗的成本已经太高,故而,当群体事件突然增加几十倍的时候,贵族们的理性选择就是妥协—让平民获得选举权。他们相信,这是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实行普选制度的主要理由。
新加坡的情况是,这两位作者认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始终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不致引发大规校群体反抗事件。所以,尽管镇压反抗的成本并不很高,但新加坡仍维持了非民主政体。最后,南非的情形是图6.52中区域C的典型,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维持了非民主政体,而且机会不平等程度极高,因为镇压反抗的成本很低。
19世纪,多数西方社会扩展了选举权,这是一项导致前所未有的收入再分配过程的政治决策。我们认为,这些政治改革可视为政治精英的策略性决定,为了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和革命。在既有政治制度框架内的政治转型,而不是收入再分配,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短期的利益转移(从富人移交给穷人)不能确保将来同等程度的利益转移,而普选杈改变了政治的均衡格局,从而使收入再分配获得长期的制度保障。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独裁者可因短期利益的诱导而普及教育,也可更理性地阻止那些可能带来长期威胁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