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说得更直接、更明白:这些探险者脱离了纽卡斯国的统治并在洞穴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一个拥有不同历史的国家也许会嘲笑我们竟抱有这样的理论。但是对于纽卡斯国人民来说,人们退出一个国家并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场景,并非是一个爱国故事或者神话传说,而是我们用来告诉大家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合意和契约的最基本办法。对于我们而言我们遵守法律的义务并非绝对,并非源于理性或者上天。这个义务源于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这类事件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正是这种退出与重建、放弃和重聚、革命和复辟,说明着我们的法律和国籍,在眼下这个案件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微观体现。

他甚至坚持认为,对于法官而言,不问后果地执行恶法,“也许具有特定道德价值,因为它可以使人民认识到自己对最终意义上由自己创造的法律应承担的责任,并提醒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恩典能减轻他们的代表所犯的错误(见第43页)。”简言之,法官应当尽力促成不公正立法所造成的非正义。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我们一相情愿的想法:认为立法机关事实上的确对这类案件有某种倾向性。但是,一旦我们确认这是个“疑难案件”后,就眼下这个案件我们所知的,是立法机关事实上从未预想到此案,不曾研究过这个案子中的争议焦点,也不曾就被告在这类案件中是不是杀人犯、应否受到惩罚下过结论。因此,在疑难案件中,立法机关的倾向性不存在,对于法官来说,针对事实和争议焦点的司法考量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可能的刑法典修正案可以充分涵盖生活中的全部可能性,可以彻底修正原先立法中的语词模糊和外延开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