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一项人类事务，人们不是被报纸上的语言或抽象的理论所统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统治的。如果统治者理解民众的感受和观念，就会给民众以仁治但如果统治者缺乏这种理解，民众享受到的只能是暴政

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只能从道德上论证，即：这种权力是理性的人为了要建设某种新秩序，以使他们能够共同生活，而相互同意和接受的一种权力。

我们所规划的每一条高速公路、每一个隧道、每一座建筑，在建造过程中都可能危及生命安全。把这些工程汇总起来，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建设这些工程项目将会牺牲多少人的性命。统计学家可以告诉你建造一千英里的四车道的混凝土高速公路平均需要付出的生命。然而，我们故意或心照不宣地承受和付出这些代价，因为假设生者所获得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损失。如果可以用此来评价在地面上正常运转的社会，我们如何评价被告和他们的伙伴威特莫尔在绝境之中假定的人类生命的绝对价值？

伦理学者回应道，即使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契约是虚构的，契约或协定的观念为政府权力包括剥夺人生命的权力提供了唯一的伦理证明。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只能从道德上论证，即:这种权力是理性的人为了要建设某种新秩序，以使他们能够共同生活，而相互同意和接受的一种权力。

领土原则是以假定人们应该在一个群体内共存为基础的。所有法律也都以此为基础。现在我主张一个案子也许可以从道德上脱离法律秩序的约束，如同从地理管辖上脱离法律秩序的约束。

在我看来，富勒的伟大在于他用毕生的学术成就证明:严密的法律思想既不排斥创造性，也不要求专业的术语表达，更不会让道德成为与法律无关的独立变数或事后的思考。

我们的实定法是建立在人们在社会中可以共存这一可能性之上的。在人们不可能共存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先例和法律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就不复存在了。

可我说得更直接、更明白:这些探险者脱离了纽卡斯国的统治并在洞穴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一个拥有不同历史的国家也许会嘲笑我们竟抱有这样的理论。但是对于纽卡斯国人民来说,人们退出一个国家并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场景,并非是一个爱国故事或者神话传说,而是我们用来告诉大家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合意和契约的最基本办法。对于我们而言我们遵守法律的义务并非绝对,并非源于理性或者上天。这个义务源于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这类事件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正是这种退出与重建、放弃和重聚、革命和复辟,说明着我们的法律和国籍,在眼下这个案件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微观体现。

他甚至坚持认为,对于法官而言,不问后果地执行恶法,“也许具有特定道德价值,因为它可以使人民认识到自己对最终意义上由自己创造的法律应承担的责任,并提醒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恩典能减轻他们的代表所犯的错误(见第43页)。”简言之,法官应当尽力促成不公正立法所造成的非正义。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我们一相情愿的想法:认为立法机关事实上的确对这类案件有某种倾向性。但是,一旦我们确认这是个“疑难案件”后,就眼下这个案件我们所知的,是立法机关事实上从未预想到此案,不曾研究过这个案子中的争议焦点,也不曾就被告在这类案件中是不是杀人犯、应否受到惩罚下过结论。因此,在疑难案件中,立法机关的倾向性不存在,对于法官来说,针对事实和争议焦点的司法考量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可能的刑法典修正案可以充分涵盖生活中的全部可能性,可以彻底修正原先立法中的语词模糊和外延开放的问题。

惩罚犯罪最为合理的根据,是防止犯罪人占守法公民的便宜。遵守法律的好公民安详而温和,这既是他们守法意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因为法律禁止暴力。但是社会上大部分拒绝暴力的公民为那些不安分的公民制造了机会,拒绝暴力的人们很容易成为受害人。在这种意义上,良好法律和善良公民创造了诱惑,这些诱惑实际上滋生犯罪并为之提供机会的温床。

在民法中,过错制度可能最能满足这些标准,但在刑法中,无过错制度最能满足这些标准。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被告人实施了一个被禁止的行为,但同时又没有一种可惩罚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应该判决其有罪,还是宣告其无罪呢?对这一问题的惯常回答是我们应该宣告无罪,但是根植于我们社会的道德、法律和政治标准决定了,这种惯常观点有很大的问题。

他承认人们拥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那些东西塑造了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哲学,但他又希望通过他所说的有关法律之要求的“高层次”宣告超越歧异造成的困境。他有没有看到法律的要求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不同人正当地持有不同观点的问题?我们就法律条文和先例进行推理,但是我们从老师和实例那里学习法律推理,而这些老师和实例完全置身于历史情境当中,并且体现着利益和社会背景的假定,我们永远不会揭示它,也永远不会摆脱它。我们的学习因为每个人对利害关系的不同理解、对意义轻重的不同认识,以及对正确行事的不同渴望而呈现出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