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根本就无法达到，尤其是在寒冷偏远的远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亚——那里藏有苏联大部分的矿产和燃料。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历史学家对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把它当做斯大林巩固政治权力的副产品，有人强调它只是一个手段，为了孤立和惩治幻想中的“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富农”）和所谓的危险族群。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作用，但经济动机才是关键，随着政府追求监狱的自力更生而变得愈益重要。

农民在集体农庄工作，所得报酬采用口粮的形式（预计他们还会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饲养猪鸡，贴补家用），一年领取现金一至两次（平均下来，够买一双鞋）。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通过强制性的“合同”制度，以低价出售给国家。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不得不进一步压榨农民，以挤出日常运行的经费。农民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现在自己也被绑在土地上，受国家的剥削。

在经济上，集体农庄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只有很少量的拖拉机来取代遭农民屠宰的马匹（最初几年，大量土地的耕耘全靠人力拉犁）。集体农庄经营不善，像库兹明那样的管理者，其当选靠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农业技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所谓“富农”的主动性和精力，他们是集体化之前工作最勤奋的农民。集体农庄的新工人对工作没有兴趣，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自留地，或偷占集体农庄的便宜。集体农庄的众多农民，难以忍受自己私人财产的损失。他们认识自家的马和牛，尽量选用它们来耕地或挤奶。

大多数村庄默许对“富农”的迫害，对集体化却有广泛的抵制。从1929到1930年，警方登记了44779起“严重骚乱”。有数百共产党人和农村积极分子被杀害，受到袭击的有数千。这些骚乱包括农民的示威和暴动，对苏维埃机构的袭击，对集体农庄财产的纵火和破坏，对关闭教堂的抗议，简直是回到了内战尾期。其时，烽火四起的农民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征粮，并引进新经济政策。但这一次，苏维埃政权已经强大，足以粉碎农民的抵抗（事实上，在1929至1930年的农民起义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为了引蛇出洞，以镇压“造反的富农”）。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转向传统的“弱者武器”，宰杀自己的牲畜，以防集体农庄征用。从1929到1930年，苏联的牛数量下降30%；从1928到1933年，下降了一半。

斯大林眼看苏维埃农村行将变为废墟，便要求暂停集体化运动。他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Dizzy with Success）中，指责当地官员头脑发热，对农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强行成立集体农庄。数百万农民视之为退出集体农庄的许可，纷纷以自己的双脚投了票。从1930年的3月至6月，加入集体农庄的苏维埃农户从58%下降至24%（在中部的黑土地区，从83%降至18%）。但到最后，退出集体农庄谈何容易，要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农具、牲畜几乎不可能。不安的休战持续了6个月，到1930年9月，斯大林发起了集体化的第二波浪潮，定出的目标是至少8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第一次只是50%——还要在1931年底消灭所有的“富农”。中央政治局指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北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地区，准备1000个“特殊定居地”，每个接收多达300户“富农”家庭。从1930到1931年，流放到这些地方的共有200万人。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五年计划的宣传加强了这一逻辑，它喋喋不休地谈论，要在社会、经济、国际、国内等“战线”上，发起“运动”、“战斗”、“攻势”）。理想的共产党人以这种方式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像戈洛温那样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在家庭农庄中创造了相当的财富。但新经济政策对雇用劳工一直有严格控制，不管怎么说，1927年后的农民纳税大增，多数像戈洛温那样的富有农民，已失去私人财富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公认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战争，没作经济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体化农庄的潜在反对力量，因为“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农村旧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必须让他们消失。

1930年的头两个月，苏维埃农民的一半（约6000万人，超过10万个村庄）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在投票参加集体农庄的村民会议上，积极分子耍弄各种恐吓手段。例如，西伯利亚某村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议案甚不情愿；但到投票表决时，积极分子却带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要求反对议案的人发言，大家噤若寒蝉，于是宣布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在另一村庄，农民投票反对集体农庄之后，积极分子要求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并解释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反对政府，积极分子便将投票结果改为“一致通过”。在其他村庄，只有少数村民（由积极分子挑选的）获准参加会议，表决结果却对全体村民都具约束力。例如，科米地区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户农民，出席村民大会的仅52人，18人赞成，16人反对；然而在此基础上，整村加入了集体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