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 …… [ 展开全部 ]
  • 作者:[英] 奥兰多·费吉斯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108.00
  • ISBN:9787549558087
  • 2018-07-11 22:13:43 摘录
    看了很久,终于看完。书中聚焦很多人物的私人生活,名字太长,我就能记得个西蒙诺夫,主要这人占的篇幅实在是很长。人物虽都不记得,但是书中的内容还是很多让我印象深刻。

    在新经济政策之后的大恐怖时期,举报成风,说真话成了最困难的事情。人们住在共用公寓,距离不过一墙,心灵却是彼此完全封闭的。只有家庭才是最后唯一能说真话的地方。然而在大恐怖时期出生的新生儿,接受了苏维埃教育,奉苏维埃为无上真理。家庭在他们心中也排后面。家庭的温情成了苏维埃的对立面。

    当大恐怖过去,从1956年赫鲁晓夫的解冻开始,去斯大林化甚嚣尘上,然而大恐怖带来的创伤却仍然留在几代人的心上。

    这和曲折前进的中国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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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8 12:30:44 摘录
    虚构与记忆交织在一起维系每个家庭,而这在苏联更发挥了特殊作用,那里数百万人的生活被冲得七零八落。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纳粹反犹战争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赎的叙述,而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却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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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8 10:58:16 摘录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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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8 10:53:18 摘录
    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相对宽松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严。在苏维埃胜利20周年之际,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战争领袖”的荣誉得到恢复,独裁者的半身塑像又出现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他的坟墓旁。1966年2月,地下出版物作家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上了做秀审判的被告席。为此而组织起来的抗议,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钳制。向异见分子发起新的迫害,是阻止讨论斯大林罪行的强大威慑。数以百万计的人对斯大林政权记忆犹新,本有可能认真评判苏维埃制度,如今只能按兵不动。他们害怕给人留下自己同情异见分子的印象,而后者一再谈及斯大林的罪行,变成了反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另一种形式。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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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8 10:51:27 摘录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的原因来忘却过去。例如,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现政权让大家明白,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期——其时,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陵墓移出;像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的斯大林强硬派,被开除党籍;索尔仁尼琴有关古拉格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的出版,使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数百万已死或遭到迫害的人士,仍然没有官方的承认、公共纪念碑、政府道歉及适当的赔偿。就是对受迫害者的平反,也进行得非常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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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8 10:26:52 摘录
    即使在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过于怯懦,他们对斯大林政权仍记忆犹新,不敢作出像利季娅那样的公开批评。对赫鲁晓夫解冻的普遍理解——是一个全国性辩论和政治探索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笔健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所塑造的,几乎没有代表性。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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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4 11:28:01 摘录
    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拓展高等教育体系是创造这个中产阶级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初,苏维埃大学有170万在读学生,高等技校和学院有200万在读学生。学生群体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知识分子的儿女,更多的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弟,还有不少出身卑微、战争中参军晋升、此时获得优待的年轻人。他们脱颖而出,升为管理和技术的精英,其成就并不归因于阶级出身或政治狂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官员),而归功于苏维埃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他们对制度的认同,与自己的专业身份紧密相连。身为工程师、技术员、经理、计划制订者,自身的专业定义就是要确保苏维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合理性。尽管在政治上,或许因为自己家人受到迫害,他们有理由反对斯大林政权。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与30年代那批怀揣信仰的专业科技人员相比,战后的这批知识精英更具有投机色彩,这似乎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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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4 11:02:27 摘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国家比苏联承受的损失更惨重。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战争结束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是男子的两倍。在激烈战斗的地区,如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这个比例高达3∶1。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自那以后,苏维埃农业从没获得真正的恢复,集体农庄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

    战争对物质条件的破坏是空前的:7万个村庄、1700座城镇、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均遭摧毁。在德军占领地区,一半住房受损或遭毁。1945年,尚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没有暖气,48%的建筑物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从整体来说,战争造成20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大批农民因此迁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机,苏维埃当局却步履蹒跚。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废墟、地下室、窝棚和地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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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3 19:41:45 摘录
    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战前的革命精神,因为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战斗中丧失殆尽。到1945年,600万党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战争中新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大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他们更加务实,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没有受训于马列主义),不愿以阶级觉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烦于官僚主义。《真理报》总结这一新气象,在1944年6月主张,“评判党员的个人素质”,与其看他的阶级出身或思想的正确性,“倒不如看他对战争努力的实际贡献”。这与党的战前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队里入党的拉扎列夫说,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战前的口号鼓吹对斯大林和党的崇拜,但到此时,已丧失了说服力和针对性:

    有传说称,士兵发动攻击时高呼“为了斯大林!”,但在事实上,我们从没提到斯大林。我们冲锋时,叫喊的是“为了祖国!”,其余的打仗口号都是骂人的脏话。
    二战给苏联带来的居然是斯大林影响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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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3 19:38:56 摘录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需,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即是,“每个人都觉得,社区意识得到了欢快且不受拘束地复苏”。
    都说战争泯灭人性,这里居然是战争找回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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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3 17:36:28 摘录
    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
    这个词语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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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3 12:47:49 摘录
    战争爆发之前,公和私一直作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对立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公为本的苏联诗歌界,容不得任何亲密或私人的主题;言必称“我们”的诗歌(在描绘代表苏维埃公民的斯大林时,言必称“他”),均以伟大的集体革命为主题(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宣布,抒情诗已不适合苏维埃艺术,因为新的历史时期,不再对个人命运产生兴趣)。战时的苏维埃文化,却看到了公和私的逐步融合。诗歌变得更加私密,表现个人的主题,谈及人的情感和关系,并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地位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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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3 11:16:20 摘录
    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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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3 11:13:03 摘录
    德国的攻击如此强悍迅猛,把苏维埃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斯大林忽略了德国准备入侵的情报,甚至把确认庞大德军在边境集结的最后通报,也当做英国引诱苏联参战的伎俩(竟把带来此条消息的情报人员,当做“英国间谍”拉出去枪毙了)。苏维埃的防御彻底乱了阵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旧防线已被放弃,另在新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建起的新防线,几乎没有重炮、无线电设备、布雷区,根本挡不住德军先锋的19个装甲师和15个摩托化步兵师。苏维埃增援部队冲向前线,以堵塞豁口,但遭到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沉重打击,制空权早已落入德军之手。到6月28日,即入侵后的第6天,德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一方面穿越白俄罗斯,占领苏维埃境内300公里的明斯克;另一方面在北部,穿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直逼列宁格勒。
    初期失利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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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2 21:12:40 摘录
    数百万孩子在苏维埃制度和其“敌人”之间的灰色地带长大,内心时常处于争相表忠与抗争冲动的撕扯之中。一方面,家庭出身的污点增强了他们证明自己是社会平等成员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苏维埃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共产党。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不禁会对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制度生出疏远之感。
    扭曲,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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