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也是一名信徒。他从未到过白海运河，但并不妨碍他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那本书赞不绝口（茫然不知也阻挡不了外国社会主义者的赞扬，例如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在1935年称之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壮举……一次人类再生的胜利”）。高尔基的20世纪20年代是在西方度过的，1928年夏天他第一次回到苏联，之后又有数次在夏季回国，直到1931年开始永久定居。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获得交口称赞，莫斯科著名的里亚布申斯基豪宅配给他作住所，另外还有两座宽敞的乡间别墅、仆人（其实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和警察部门的特殊食品。向斯大林提供特殊食品的，也是这同一警察部门。因此，也许这并不奇怪，高尔基看不到五年计划“伟大成就”背后的巨大牺牲。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年）中提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倾向于认为，在通向真实而有形的天堂的道路上，要经历“一系列战略阶段”。这个未来既是当前的考虑因素，又规定了历史进程，从而将特殊意义赋予日常生活。苏联有关阶段的思想，源于1917年革命的乌托邦预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1917年10月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犹如1789年标志了雅各宾派创建的新世界）。苏维埃的宣传立足于当下，投射到未来，描绘出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最终抵达共产主义乌托邦（历史的进军）。它欢呼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便是实证：这个乌托邦已隐现于地平线之上。

五年计划在这个乌托邦规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计划的构想是，加快整个经济的步伐，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到来（因此有“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事实上，该计划是在征服时间本身，使之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意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按严格且合理的时间分配来安排各项工作。但在苏联，工作安排必须遵照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目标总是迫在眉睫。因此，投入“突击”生产、作出短暂而疯狂的努力，实现目标后再作休整，这种做法便不无道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以这种“突击”生产为基础来完成五年计划。眼前的艰辛将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获得回报，又成了整个制度的思想基础。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行政官员，后来升至党的高位。他回忆道：“我们苏维埃人自觉地禁绝享受。”

我们对自己说：“今天，没有急需的物品，但那算得了什么？我们明天就会有。”我们坚信党的事业，这就是力量！我这一代的年轻人，为这种信念而感到幸福。

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所有的主要建设项目都雇用古拉格劳工（首都附近就有不少劳改营）。25万名囚犯参与了莫斯科至伏尔加河的运河开掘，为的是向首都不断增加的居民人口供水。其中许多人死于体力耗尽，尸体就埋在运河的地基中。斯大林的莫斯科，在许多方面向彼得大帝的首都寻求灵感，像圣彼得堡一样，也是以奴隶尸骨为地基的乌托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