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大人民来说，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党的真理，另一种是基于经验的真理。但在大恐怖的年代，苏维埃报刊中充斥了做秀公审以及“间谍”和“敌人”的邪恶言行，真能看透宣传的人寥寥无几。要给新闻报道打折扣，要质疑大恐怖的基本假设，这都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通常会牵涉不同的价值体系。就一些人而言，使之采纳批判性观点的是宗教或国籍；就另一些人而言，是不同的党的信条或思想；就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他们的年龄（他们在俄罗斯看得太多了，根本不相信清白可以保护任何人免受逮捕）。但30岁以下的人，从小长大只知道苏维埃世界，又没从家里承继到其他价值观，要想逃离宣传并怀疑它的政治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写下举报信是在尽苏维埃公民的爱国义务。他们接受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熟人被捕，他们没有参与举报，就要担忧自己会受牵连。要知道，隐瞒自己与敌人的接触，本身就是犯罪；而“缺乏警惕”又是数千起逮捕案件的理由。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这种争先恐后的举报，也许并不能解释大恐怖时期的大量逮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大多数受害者被捕于“国家行动”和“富农行动”的大批网罗，所依据的是预设的名单，并不依靠举报——但确实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成为警察制度的举报人。

斯大林在1935年告诉作家罗曼·罗兰：“我们来自资本主义各界的敌人正孜孜不倦，其渗透无孔不入。”斯大林的政治观念——如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斯大林密切关注西班牙的冲突，视之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未来欧洲战争的有效的剧情概要”（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持同一见解）。斯大林将1936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败，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需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

到1935年，由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知道皮亚特尼茨基的大名（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波利特曾说，皮亚特尼茨基就是共产国际）。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改成了与西方民主国家加强联系，以遏制纳粹德国（即“集体安全”）；1934年，苏联甚至加入了两年前曾攻击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国际联盟”，而共产国际必须服从于这一外交政策。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接任总书记一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任务就是与欧洲社会党人建立联盟，鼓励他们与中间派组成联合政府（“人民战线”），以抵制法西斯的威胁。该政策在法国和西班牙取得一定成功，当地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当选。但在共产国际当中，仍有人批评这一策略，其中就有皮亚特尼茨基。许多共产党人，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前成员，认为这样做是对国际革命事业的背叛。此外，以李可夫和布哈林为首的较为温和的右翼反对派，其前成员对斯大林的滥用权力也越来越反感。这两个团体找到了共同的目标：都把斯大林当做“反革命”。到1936年，共产国际充斥着不满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窃窃私语。左派们把斯大林对西方列强的和解，与苏维埃精英的资产阶级化挂起钩来。他们仍然对世界革命的理想充满信心，担心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再是对西方无产者的鼓舞，反而变成既存秩序和安全的守护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并没向捍卫共和国的各式左派提供足够的援助，他们因此而大失所望。1936年秋，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大规模援助之下——挺进马德里郊区。即使是斯大林的忠诚支持者，有时也发现很难认同自己目睹的对革命国际主义的背叛。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1935年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释：“你必须明白，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宗教。归根结底，要是我们觉得斯大林在放弃世界革命事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对斯大林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