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战前的革命精神，因为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战斗中丧失殆尽。到1945年，600万党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战争中新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大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他们更加务实，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没有受训于马列主义），不愿以阶级觉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烦于官僚主义。《真理报》总结这一新气象，在1944年6月主张，“评判党员的个人素质”，与其看他的阶级出身或思想的正确性，“倒不如看他对战争努力的实际贡献”。这与党的战前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队里入党的拉扎列夫说，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战前的口号鼓吹对斯大林和党的崇拜，但到此时，已丧失了说服力和针对性：

有传说称，士兵发动攻击时高呼“为了斯大林！”，但在事实上，我们从没提到斯大林。我们冲锋时，叫喊的是“为了祖国！”，其余的打仗口号都是骂人的脏话。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需，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即是，“每个人都觉得，社区意识得到了欢快且不受拘束地复苏”。

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

战争爆发之前，公和私一直作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对立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公为本的苏联诗歌界，容不得任何亲密或私人的主题；言必称“我们”的诗歌（在描绘代表苏维埃公民的斯大林时，言必称“他”），均以伟大的集体革命为主题（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宣布，抒情诗已不适合苏维埃艺术，因为新的历史时期，不再对个人命运产生兴趣）。战时的苏维埃文化，却看到了公和私的逐步融合。诗歌变得更加私密，表现个人的主题，谈及人的情感和关系，并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地位和权威。

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

德国的攻击如此强悍迅猛，把苏维埃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斯大林忽略了德国准备入侵的情报，甚至把确认庞大德军在边境集结的最后通报，也当做英国引诱苏联参战的伎俩（竟把带来此条消息的情报人员，当做“英国间谍”拉出去枪毙了）。苏维埃的防御彻底乱了阵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旧防线已被放弃，另在新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建起的新防线，几乎没有重炮、无线电设备、布雷区，根本挡不住德军先锋的19个装甲师和15个摩托化步兵师。苏维埃增援部队冲向前线，以堵塞豁口，但遭到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沉重打击，制空权早已落入德军之手。到6月28日，即入侵后的第6天，德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一方面穿越白俄罗斯，占领苏维埃境内300公里的明斯克；另一方面在北部，穿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直逼列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