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拓展高等教育体系是创造这个中产阶级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初，苏维埃大学有170万在读学生，高等技校和学院有200万在读学生。学生群体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知识分子的儿女，更多的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弟，还有不少出身卑微、战争中参军晋升、此时获得优待的年轻人。他们脱颖而出，升为管理和技术的精英，其成就并不归因于阶级出身或政治狂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官员），而归功于苏维埃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他们对制度的认同，与自己的专业身份紧密相连。身为工程师、技术员、经理、计划制订者，自身的专业定义就是要确保苏维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合理性。尽管在政治上，或许因为自己家人受到迫害，他们有理由反对斯大林政权。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国家比苏联承受的损失更惨重。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战争结束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是男子的两倍。在激烈战斗的地区，如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这个比例高达3∶1。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自那以后，苏维埃农业从没获得真正的恢复，集体农庄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

战争对物质条件的破坏是空前的：7万个村庄、1700座城镇、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均遭摧毁。在德军占领地区，一半住房受损或遭毁。1945年，尚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没有暖气，48%的建筑物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从整体来说，战争造成20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大批农民因此迁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机，苏维埃当局却步履蹒跚。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废墟、地下室、窝棚和地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