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接受显然给罗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大约十年前的戴克里先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曾达到顶峰如今却宣告终止。观看角斗士决斗一直是罗马公民的主要娱乐项目,但也因基督教厌恶其有损生命的圣洁而遭到废止。“血腥场景令人不快,”32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这样写道,“因此我们全面禁止角斗士的存在。”那些原来因犯罪或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送到角斗场接受惩罚的人,如今都被送到“矿山服役接受犯罪惩处但不必流血送命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西欧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派中心—天主教、圣公会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都位于欧洲的罗马、坎特伯雷和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亚洲属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与耶稣出生、生活和受难相关的其他地点也都在亚洲;它使用的语言是阿拉美语( Aramaic)近东闪米特语族的一种亚洲语言;它的神学和精神背景源于被埃及和巴比伦统治时期诞生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它的故事则发生于欧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
水、干旱和饥荒。

不久,佛教思想向东传播,跨越帕米尔高原传入了中国。至公元4世纪始,佛教圣地已遍布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比如塔里木盆地壮观的克孜尔石
窟,里边建有礼拜堂和念经、睡觉的地方。没过多久,在中国西部,如喀什库车和吐鲁番,便布满了新生的佛教圣地。【161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这得力于来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贵霜帝国一样,北魏宁可抛弃旧传统而提倡新观念,捍卫有助于强化朝廷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阳纷纷竖起,一直延伸到魏国的东部，一座座寺庙也在人们慷慨的捐赠下涌现。这些都向臣民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魏政权的成功源于它是神圣宗教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战场上鲁莽的胜利者。

同样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生过一次重大变革,即宗教开始影响信徒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意义上,佛陀的教义直截了当,即遵循“八正道”，脱离苦海,到达涅槃。到达极乐世界的过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质世界的帮助。整个历程都是心灵的、超自然的、个体的。
然而随着新观念的出现,佛教发生了剧变:这个原本不受外界影响、纯粹依靠自我发展的宗教,如今却借鉴了许多其他宗教的做法并建起更多圣地使通往彻悟和佛国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与佛陀相关的佛塔和寺庙被兴建起来,并成为人们朝拜的地点。同时,佛经也指导人们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实、更具象。该时代的《妙法莲华经就说道,向寺庙献花和敬香可以得到保佑;同样,雇用乐师“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也有助于朝拜者证得佛果。【7信徒们力求使佛教看得见、摸得着,以便使它在越来越
嘈杂的宗教环境中更具有竞争力。
另一种新观念是捐赠,特别是捐赠给那些沿印度到中亚纷纷兴起的新寺院。捐钱、捐珠宝、捐其他礼品等行为成为常规,因为慷慨施舍被认为有助于脱离苦海《妙法莲华经》和当时的其他经文里甚至还罗列出哪些珍贵的物品可以被用来捐赠:珍珠、水晶、黄金、白银、青金石、珊瑚、钻石，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礼物。

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以无限的热情大力推行基督教,并不惜以牺牲其他所有宗教为代价。如同一位当时人所描述的,君士坦丁堡新城没有“被祭坛、希腊庙宇或异教徒的殉道所污染”,而是遍布“辉煌的祷告堂,上帝将在此保佑帝王的英勇奋战”。

丝绸之路上的智慧空间和神学空间十分拥挤,神祇和宗教派别、神职人员和地方首领在这里相互竞争。这不是一般的较量。这是一个人们特别能接受从世俗观念到超自然观念的时代,并且是一个宗教信仰承诺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时代

这一流血事件可以说是罗马热情接受基督教的直接结果。波斯国王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完全是因为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推崇。皇帝的话也许让亚弗拉哈特这样的人深感振奋，但同时也激怒了波斯的统治阶层。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前，罗马的身份一清二楚；而如今的皇帝——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却都不得不考虑如何既保护罗马及其公民，又要保护所有的基督徒。这真是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至少在国内，舆论都将向着那些主教和教徒；而对于那些生活在帝国之外的教徒来说，等待他们的恐怕只能是灾难——如同沙卜尔统治下的
受害者所经历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皇帝荣耀无限，他奠定了欧洲基督教的基础，但却从未有人注意到接纳一个新宗教必须付出的代价：它严重影响了基督教在东方的生存前景。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扎根于亚洲的基督教能否在注定要面临的挑战中幸存下来。

君士坦丁的皈依翻开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新篇章。尽管基督教尚未成为国教，但随着限制的日渐宽松和惩罚的逐步取消,新宗教开始蒸蒸日上。这对西方教徒和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却造成了东方基督教的灾难。尽管发行带有其他宗教神像的钱币以及在新城市竖立以自己形象为模板的太阳神雕像等行为，使他最初的皈依多少显得有些老奸巨猾，但没过多久他就对自己的信仰变得狂热起来。他把自己描述成基督徒的保护者，无论他们所处何地，即便是在罗马帝国之外。

然而波斯人很快便尝到了恶果，特别是当他们将上述宗教意识形态输出到边界地区或新近征服的领土时。建造科德所引以为傲的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不仅会得罪当地人，而且也被看作是在用暴力推行教义和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已成为波斯帝国的象征，人们很快就会把这种宗教当成一种侵略占领的工具，而并非一套精神解脱的哲学。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开始对基督教进行认真研究，并将它作为对波斯暴行的一种反抗。

公元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波斯的渗透已日益显著，迫使琐罗亚斯德教派不得不采取像罗马帝国一样的暴力手段予以回应。不过从科德的碑文来看，波斯的强硬态度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而是其他所有宗教。一边推崇琐罗亚斯德教，一边排挤其他宗教，这成为波斯复兴时期的一大特点。由于被认为与波斯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并为萨珊帝国提供了精神支柱，琐罗亚斯德教正越发以国教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酉欧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派中天主教、圣公会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都位于欧洲的罗马、坎特伯雷和君土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亚洲属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与耶稣出生、生活和受
难相关的其他地点也都在亚洲；它使用的语言是阿拉美语( Aramaic)——近东闪米特语族的一种亚洲语言；它的神学和精神背景源于被埃及和巴比伦统治时期诞生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它的故事则发生于欧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水、干旱和饥荒。

不久，佛教思想向东传播，跨越帕米尔高原传入了中国。至公元4世纪始，佛教圣地已遍布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比如塔里木盆地壮观的克孜尔石
窟，里边建有礼拜堂和念经、睡觉的地方。没过多久，在中国西部，如喀什库车和吐鲁番，便布满了新生的佛教圣地。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这得力于来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贵霜帝国一样，北魏宁可抛弃旧传统而提倡新观念，捍卫有助于强化朝廷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阳纷纷竖起，一直延伸到魏国的东部，一座座寺庙也在人们慷慨的捐赠下涌现。这些都向臣民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魏政权的成功源于它是神圣宗教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战场上鲁莽的胜利者。

商业活动为信仰的扩散打开了大门。

事实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真正原因远非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而且比他死后不久人们所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首先,在军队中已经存在大量基督徒的情况下接受基督教,是一项精明的政治考量;其次,遍布帝国的纪念碑、碑刻和钱币上的文字都将君士坦丁描述为“无敌太阳”( Sol invictus)教派的坚定支持者,这说明他那对基督教顿悟般的皈依或许远不如人们所称颂的那样虔诚。另外,尽管有人会反对这一说法,但我认为皇帝并非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信仰,因为作为帝国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在皇帝皈依并热情支持新宗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在坚持奉行其传
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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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这得力于来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贵霜帝国一样,北魏宁可抛弃旧传统而提倡新观念,捍卫有助于强化朝廷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阳纷纷竖起,一直延伸到魏国的东部座座寺庙也在人们慷慨的捐赠下涌现。这些都向臣民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魏政权的成功源于它是神圣宗教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战场上鲁莽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