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挫折和艰难、挑战和问题，似乎都是一个新世界在诞生过程中的分娩阵痛。当我们在思考下一个威胁将来自何方，思考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如何与那些无视国际法的国家谈判，如何与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种联系的同时，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被悄然编织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正在复兴。

在开战后的一片混乱行动中，人们很容易忽视英国为确保其能源需求所采取的措施。一部分原因是很少人能够知道当时的幕后交易：除了买下英波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之外，英国政府还签订了为期20年的向海军供应石油的秘密条款。这意味着1914年夏天出海的皇家海军军舰，在与德国军舰的拉锯战中，能够享受中途燃料补给的好处。以石油作为燃料，使得英国人的舰船比对手的更快更好，但是最重要的优势是它们能够停留在海上。1918年11月，寇松
勋爵在签署停战协议后不到两周时，在伦敦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告诉听众：“协约国是乘着石油的波浪驶向胜利的。”一位法国议员领袖对此表示欣然同意。他说，德国对钢铁和煤炭过分关注，但是对石油的重视却不够。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同时也是胜利的血脉。

流向中国的大多数白银被用于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完善经济货币化、鼓励自由劳工市场的繁荣以及刺激对外贸易等项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白银的偏爱和重视最后竟成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此大量的白银经马尼拉流往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白银价格的下降，时间一长自然就会引起物价上涨。最终，白银的价格，尤其是白银与黄金的价格比例，被迫降到与其他地区和大陆同等水平。向世界开放为印度人带来了一座奇迹，却将给中国造成一场17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五个世纪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今天来的少。

欧洲在这场瘟疫中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据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而欧洲总人口数估算在7500万。后世对瘟疫的研究还表明，在大面积传染病暴发之际，小型村落和远郊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看起来瘟疫传播的关键因索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疾病在人口众多的都市地区传播并不比乡村地区更快，所以其实，从都市逃往乡村并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概率。从田野到农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间地狱：腐烂的尸体，鼓起的脓包，大范围的恐怖、焦虑和怀疑。

贩卖奴隶的利润如此诱人，不仅仅是欧洲人将奴隶售往东方，穆斯林商人同样卷人了这样的生意。他们从伊朗东部袭击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抓捕奴隶，尽管被抓的奴隶并“没有被去势，幸而保留了身体的完整”。但这些被抓的人最终还是会成为阉人，因为这样售价更高。当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说，如果有一对斯拉夫双胞胎，哥哥被阁，那么他肯定会比未被阉割的弟弟更灵巧，“在智力和沟通上”更活跃，而弟弟则总是无知、蠢笨，显示出斯拉夫人天生的单一思维。阉割被认为能够净化和改进斯拉夫人的头脑。该作者还说，虽然阉割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的天生才智”会因去势而减损。斯拉夫奴隶的买卖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影响到了阿拉伯的语言：阿拉伯语中的“阉人”(siqlabi)一词就来自一种斯拉夫族群的名称saqalibi。

令人吃惊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来。可汗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部落会改信犹太教。可汗写道，改教的决定是由一位容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请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来讲述他们的信仰。他想出了一个探得真相的办
法，于是先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说，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之后他又间穆斯林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这些人先是秤击基备教，然后回答说，两者之中犹太教稍好些。于是可萨绕治宜布他已有了结论：两者都承认“以色列的宗教更胜一筹，所以承蒙上帝和晚能的主的恩典，我宣布选择追随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此后，他将特使团送回各家，亲身实施了割礼，并下令侍从、卫士和所有手下人都照做。

在一些保守人士看来，有一种物品的出现特别令人担忧，那就是中国丝绸。这种丝织品在地中海地区的供应量不断增加，随处可见，于是便在保守派那里引起了恐慌。塞内加(Seneca)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这种又薄又滑的材料居然广受人们喜爱表示吃惊。他说，丝绸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叫衣服，既不能显示罗马女性的曲线，又不能表现她们的高雅。他说，婚姻关系的根基正在动摇，因为男人可以透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裸体，任何神秘感和想象都没有了。在塞内加看来，丝绸只不过代表着异国情调和色情诱惑，除此之外文不值：女人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她穿丝绸的时候里边是不是全裸。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保守派已做过多次努力，包括颁布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物。有些人的说法更为直白：罗马的男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身着来自东方的绸缎衣服是否得体，是否觉得丢人！
其他人出于不同的考虑，同样担心丝绸盛行的后果。老普林尼(Pliny theElder)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写道，他反对这种高成本的奢侈品仅仅“能让罗马女性在众人面前显得光鲜”。他最大的不满在于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他继续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

事实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十分接近，当时的某些基督教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对基督教义的另一种阐释。

多种信仰并存是早期伊斯兰扩张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7世纪和 8世纪的许多文献都记载了一个据有神赐能力的传道者——近期研究表明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本人——指挥着阿拉伯军队并率领他们向耶路撒冷的大门前进。

为了调和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穆斯林还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维护和尊重圣书当中的人物——也就是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物。《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支持是伊斯兰教早期发展的关键，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会对罗马人做出肯定的评价。“

那时的情形就好比互联网突然出现在古代：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趋势一方面威胁、削弱既有的秩序，一方面又在利用着过去几个世纪构建起来的交通网络。这种全新世界观的名称——“伊斯兰”未能反映它的变革特性，因为这个词的原意是“顺从”，没有表达出世界将如何改变。

洞窟是宣传和强化宗教信仰的传统场所，它们通常沿贸易通道而建，一方面省去了寺庙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又为贸易和旅行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