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的前景

>> 波兰尼指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他注意到存在两种自由，好的和不好的。就不好的自由方面，波兰尼列出的有“剥削他人的自由，或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或发国难财的自由”。但是，波兰尼接着指出：“这些自由所推动的市场经济同样产生了我们所当珍视的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个人选择工作的自由。”虽然我们或许会“因这些自由自身的价值而珍惜它们”——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向来是这么做的——但这些自由在很大程度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这同一种经济也要为那些恶的自由负责”。

>> 计划和控制受到攻击，被认为是对自由的否认。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被称为自由的核心。据称，任何建基于其他基础之上的社会都算不得叫自由社会。由管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

>> 自由的理念由此“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但是——事情往往如此——如果“没有权力和压制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强力不发挥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那么维持这种自由主义乌托邦前景的唯一办法就是靠强力、暴力和独裁。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论调注定会为权威主义甚或十足的法西斯主义所挫。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

◆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

>> 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在其货币主义的面具下）开始在许多政策领域发挥实际影响。例如，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经济松绑就成为解决整个1970年代美国周期性滞胀的方案之一。但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层面调节公共政策的新经济正统，其地位的巩固始于1979年的美国和英国。

>> 然而，墨西哥的例子表明在自由主义实践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在前者那里，债权人承担错误投资决策的损失；而在后者那里，债务人受到政府和国际力量的压迫，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不管这将给当地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影响。如果此举要求将资产以极低价格甩卖给外国公司，那也只能顺其自然。事实上，这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不相符。正如杜梅内尔和列维所表明的，此举结果之一是使得美国资本家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能够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高额收益率。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或上层阶级的权力重建，凭借国际流动和结构性调整实践，从世界其他地区成功榨取了大量盈余。

◆ 阶级力量的意义

>>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所说——日常生活。这一过程还使全球交易关系发生剧烈波动。无疑存在着一股从生产过程转向金融领域的势头。

>> 随着新自由主义而抬头的阶级力量的根本核心之一，便体现在下述人群那里：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和行政总裁以及那些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的闺房周围的金融、法律、技术机器的领导人。然而，资本实际拥有者（股东）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除非他们能获得充分的投票权益以影响公司政策。有时，行政总裁及其金融参谋的操作可从持股人那里攫取数百万资产。投机获益也使得在短时期内聚集大量财富变得可能（例如巴菲特和索罗斯）。

◆ 为什么有新自由主义转向？

>> 智利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证明，复苏资本积累所得的好处在强制私有化过程下发生了非常大的偏差。国家和统治精英——还有境外投资者——在起初都过得非常好。事实上，再分配效果和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必然特征，亦是整个计划的结构性因素。

>> 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化解释为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

>> 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在重新激活全球资本积累方面并不非常奏效，但这一过程却在恢复、或某些情况下（如在俄罗斯和中国）创造经济精英的权力方面，卓有成效。我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任何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此外，这一证据表明，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与恢复或维持精英权力相冲突的时候，这些原则就会被抛弃或歪曲至不被承认的地步。这当然不是要否认理念的力量，即其能够扮演推动历史和地理发生变化的力量。但是，上述方面的确显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力量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创造性张力，而那些具体实践在过去三十年内已经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