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18世纪,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看到了明代长城。无一例外,他们在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想象中的线条—从秦朝延续到明朝—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长城”的东西:大家认为,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历时两千多年,像地图上的标志那样,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

“非常可乐”有一句口号——“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那既是自夸，也是警告。

在《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历史学家杰克·维泽福德讲述了蒙古人的战略思想，以及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蒙古人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简直不可思议——在所有令人生畏的评语中，他们竟然晕血。他们不屑于近身格斗，弓箭才是他们最擅长的武器。在战斗中，他们喜欢跟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精于围城之战，竟把一座座修有围墙的城池困成了废城。外交是他们的另一手王牌。成吉思汗禁止搞刑讯拷打，不允许烧杀抢掠，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确立了外交豁免权的观念。在被攻占的土地上，他给予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的一项重要本领还在于广纳人才，他愿意接受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中原汉人带来围城的战术，波斯人传过来天文学知识，蒙文字母则取自于维吾尔人。德国矿工可以前来中原做工，汉人也可以到波斯当医生。出入成吉思汗宫廷的，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信众或教徒。到122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帝国所辖的疆域面积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的两倍。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于1279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第一个由非汉人统治中原的朝代，其领土范围北起西伯利亚，南至越南北部。
不过，它也极其短命。蒙古人的崛起，主要依赖于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其后便再也没有产生过他那么英明的领袖人物。不到百年，汉人推翻了元朝统治者，建立起明王朝，把蒙古人又赶回了北方地区。他们一旦离去，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跟其他帝国不一样，蒙古人没有发展出大的宗教派别，没有推广过统一的书写形式，也没有固定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进行过技术革新，修建桥梁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专长之一，因为他们总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迁徙成了他们流传最久远的遗产——在他们短暂的扩张结束之后，新型的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依然持续着。

1924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给亨利·福特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前来亚洲发展。“吾以为，君在华夏可做同类事，然规模更大，意义更甚，”孙中山这样写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内容可为任何人阅读的通函——很显然，亨利没有收到孙先生的信。尽管让中国碰了钉子，尽管中国人开车靠左侧行驶，福特公司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境内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达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开始考虑在上海开建一条生产线。
日本人的入侵，给这些计划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战争也创造了另外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长城不是这个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墙修到哪儿，它就吞噬掉那儿的自然资源，明代的史料记载了修筑长城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支出。近年，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对筑墙工程中的各个数字进行了分析。据他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七点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筑墙的地段，士兵们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财政拨款，其余则要靠士兵们通过伐木取得收入来补齐。有些官员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秃秃的，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片根基浅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筑成的一座座建筑物好像成了唯一具有永恒意义的符号。我驶过一个个山坡，底下的沟谷又深又陡，种着庄稼的梯田好像随时都会碎成齑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随时准备迎接战争。它们那方正的外形从几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见，稳稳地骑在那些被开垦成台地的山峦之上。在我驶过的路边，有一个烽火台，上面刷着一个字：土。这个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过了一会，我看到了另一个字：水。如果这儿的烽火台正在传递某种信息，我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停下City 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扫了一眼，我才发现，四个紧挨着的烽火台上面都刷着大字。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前后铺开有一点五公里长。这几个字横跨溪流、峡谷，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坡：
保水固土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车窗外，长城依旧，气势恢宏。我越往前走，这样的建筑就越震撼着我,既为它们的美丽,也为它们的坚守。它们那变色龙一般的品质极为出色—这些城墙沿着地形的轮廓线蜿蜒向前,附着在山脊之上,带上了土壤的颜色,因为年久,因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墙跟当地的山峦样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处半山,却无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长城。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
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实在奇怪得很,人类曾经以为从月球上可以看见长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造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如此精妙细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在中国,地图演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一种工具,却没有形成个人使用地图的传统。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地图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渺小。翻开小学的地理课本,你会发现,里面以文字描述居多。这也许会鼓励学生们用文字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他们几乎没有勾勒过任何地图。像新经济形势下的许多实用技能一样,读地图还没有进入课程设置的范围。有的人尽管上了好几年的学堂,可还是没有学会使用地图。通常情况下,只有他们开始自己开车的时候,才会跟这东西第一次较起真来。

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

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

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边有一个镇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