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添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农民们可能只会嘟哝几句，结果什么事情也不做。

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要跟他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学生的课堂反映的是人们在街头上的举止，反映的是村委会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共产党构建其权力结构的方式。有时候，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育仍旧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学到的技能不一定为我所看重，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在为进入中国社会做着准备。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显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