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情况来看，抗议的次数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抗议的目标。如果人们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如果某个人感到不高兴，仅仅是因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却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

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跟新兴城镇的各个方面一样，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际上，有严格的规定，严控警察投资。可那只是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规定，并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规定。

在中国，仅仅是变化的速度跟美国的大发展时期也很相似。19世纪，当美国城市扩张的第一波浪潮横扫西部大地时，来自欧洲的访客们十分迷惑，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新的定居点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那种神奇的感受跟当今时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十分相似，因为这里的经济开发区纷纷变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不过，随着我在丽水停留的时间越长，看着那一个个工业区获得生机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键性差异。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到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者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沉。

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十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安排的。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很少自己去找工作。从那以来,人们学得很快,不过程序却是全新而陌生的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大群盲目的人。他们没有时间去琢磨美国的人力资源部门。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没有人说“成为团队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极富创造力”之类的话。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在中国,“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层面:几百万人需要找活儿干,大大小小的工厂则需要这帮人拼命干活,再精妙的语言也淡化不了如此严峻的供需关系。

中国的地图总是滞后于建筑工程本身。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