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种清新的论述风格来自于他所在的那个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人文主义方法。那个时代可被称之为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对加尔文宗教改革思想的形成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多地是指一个“论辩的传统”,那么这种论辫( rhetoric,亦可译为修辞、雄辩、教化等)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按照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家鲍斯玛( Bouwsma)的看法,这里所谓论辫是指一种“感化的艺术"( the artof persuasion),而不是指理性或者逻辑的论证;前者把人看作是一种有情感的、主动的、社群的,而非后者所看为的单纯理智化的存在者。因此语言并非首先被看作是承载有关世界真理的媒介,而是存在于社群中活的生命的基本成分,可以燃起情感,激发意志,从而使人进入到行动之中。“论辩,用科拉西奥·萨鲁塔梯( Coluccio Salutati)的话来说,能够‘激发灵魂,点燃心灵的火'。”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反对的是经院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与繁琐的教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回到源头”的口号,具体就体现为从繁琐的教义回到圣经,从亚里士多德的思辨逻辑回到福音书中日常的语言,从单纯的理论思辨进入到一个处境化的对话中。以“对人的关切”取代了中世纪晚期贯穿于整个经院哲学的“对理论(体系)的关切”。对加尔文来说,“对人的关切”才是“真敬虔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