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也不认为报复人是恶行。然而主却斥责这极度傲慢的行为,并吩咐他的百姓忍耐,虽然一般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首先,祷告让我们的心能热烈地渴慕寻求、爱和事奉神,并同时习惯在所有的需求中奔向神如抓住神圣的锚。其次,免得我们心怀任何带到神面前将感到羞耻的私欲,我们都要学习将自己一切的渴望和挂虑交托给神。第三,祷告使我们预备自己以感恩的心领受神一切的祝福,因为祷告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来自神(参阅诗145:15—16)。第四,当我们获得所求告的,并确信是因神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因此受激励而更热切地默想神的慈爱。第五,祷告使我们学习以更喜乐的心接受我们借此所获得的祝福。最后,祷告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软弱,更确信神的护理,并越来越明白神不但应许总不撇弃我们,也自愿为我们安排在需要中求告他的道路,甚至让我们明白他主动向他的百姓伸手,不只在言语上,而是给他们当下所需要的帮助。

为了帮助我们的软弱,神赐圣灵做我们祷告的教师,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祷告,也引领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8:26)。这并不是说圣灵本身在祷告或叹息,而是赐给我们确据、渴慕以及叹息,使我们理解我们的肉体所无法理解的事。

如此,我们慈悲的天父,虽然不打盹也不睡觉,却经常给我们他就在睡觉或打盹的感觉,好刺激我们这懒惰的人为了自已的益处寻求和求告神。

我们应当先考虑神对人有双重的管理:一是属灵的,在这管理下,人的良心受敬虔和敬畏神的教导,二是政治的管理,这种管理教导人尽他做人和公民的本分。这两种管理通常贴切地被称为“属灵”以及“暂时”的管理。前者的管理在乎人的灵魂,而后者的管理则关切今世之事不只在乎饮食和衣裳,也同样在乎制定法律,使众人过圣洁、可尊荣和节制的日子。前者在乎人心,而后者只约束人外在的行为。我们可以称前者为属灵的国度,称后者为政治的国度。

神吩咐我们做我们无法做的,为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当向神求什么。 ——奥古斯丁

他的这种清新的论述风格来自于他所在的那个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人文主义方法。那个时代可被称之为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对加尔文宗教改革思想的形成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多地是指一个“论辩的传统”,那么这种论辫( rhetoric,亦可译为修辞、雄辩、教化等)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按照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家鲍斯玛( Bouwsma)的看法,这里所谓论辫是指一种“感化的艺术"( the artof persuasion),而不是指理性或者逻辑的论证;前者把人看作是一种有情感的、主动的、社群的,而非后者所看为的单纯理智化的存在者。因此语言并非首先被看作是承载有关世界真理的媒介,而是存在于社群中活的生命的基本成分,可以燃起情感,激发意志,从而使人进入到行动之中。“论辩,用科拉西奥·萨鲁塔梯( Coluccio Salutati)的话来说,能够‘激发灵魂,点燃心灵的火'。”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反对的是经院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与繁琐的教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回到源头”的口号,具体就体现为从繁琐的教义回到圣经,从亚里士多德的思辨逻辑回到福音书中日常的语言,从单纯的理论思辨进入到一个处境化的对话中。以“对人的关切”取代了中世纪晚期贯穿于整个经院哲学的“对理论(体系)的关切”。对加尔文来说,“对人的关切”才是“真敬虔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