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阅读太宰治的作品,或许是我最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和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文学才华,或者是出于我的爱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为他是刻意把我欲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的那种类型的作家。许多文学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兴奋不已,我却急忙地别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执和偏见,哪怕稍微想到“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都会让我深深不以为然。在那之后出现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新锐作家,他们散发出来的习气同样令我无法忍受。
我周围的青年们,对太宰治狂热推崇,至《斜阳》发表时达到了顶点。为此,我变得愈发固执,公开表示我讨厌太宰治的作品。《斜阳》发表之时,社会以及文坛上为之轰动,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和缺乏娱乐活动,使得文学性的事件容易引来大众的关注。今日,诸如这种全体社会对文学的狂热现象,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读者太过冷静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来这本书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出现在作品中的贵族,当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尽管他描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贵族,但既然是小说,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实的”呈现。但在我看来,不论从人物的措辞还是生活习惯,都与我“二战”前见闻的旧贵族阶级天差地别。光是这点就令我厌烦至极。比如,贵族的女儿把“厨房”说成“灶脚”,或者“母亲的用餐方式”等,其实正确说法应为“母亲大人的进膳礼仪”才对。还有,他以为作品中的母亲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语,因此连自称也使用敬语:
“和子,你猜猜看母亲大人现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还描写她在庭院中站着小便!
举凡这些描写,使得我对太宰治的文学的批判愈发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觉得让我与太宰治见面是件有趣的事。诸如矢代静一及其友人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住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带我去。

也就是说,自从我被视为古怪落伍的唯美派起,经过数载努力,就在要挤入战后派文学阵营之前,那个据点即告土崩瓦解。如果《序曲》现今仍秉持当初的精神(这终究只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那么战后的文学发展或许就不是今天所见的局面了。
我当时对此的确有些恶意旁观,现今却分外怀念起那个爆发性十足、晦涩难懂的文学兴盛的时代。至少那时候我丝毫未能预感到,今天竟会是如此庸俗至极的时代。

座谈会上,偶尔谈及殉情的问题,但并非针对太宰治的
殉情事件,我曾口出狂言:“年轻人敢于殉情求死,这不是件美事吗?”直接掀出了战争时期浪漫派的本色。
“可不能这样说呀。你的想法太极端啦。”中村真一郎立即露出为难的表情,予以反驳,听起来像是概论式的人道主义的说教。
由此我敢断定:这些人不认同暴烈之美。
“这样又岂能懂得能乐和新古今集的精髓?”
我并非想批评现在的中村真一郎是“不认同暴烈之美”的作家,我只是尽可能想唤起当时的感想而已。因为那时我对任何事物都是凭直觉且武断的,主张感性而为,坚持一种顽强而非逻辑的习性。

传闻那时候的田中英光已在吸毒和酗酒,而且他又是个六尺多的壮汉,我曾见过他一次,但我只从远处警戒地向他点头微笑,他亦对我微笑示意。那是炎热的日子,他脱掉外套拿在手上,白色衬衫被风吹得鼓鼓的。由于我们保持距离站着,所以没有任何交谈。有时我不禁这样想,田中英光如此热衷文学和政治,却因为感伤和颓废搞垮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搞错人生的任务啦?他只要安安分分地划桨,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反过来又想,即使他成了小说家,但是他的性格刚烈,若由他强硬逼太宰治来划船,又将会怎样呢?为什么神祇要给这六尺高的壮汉如此软弱的心灵?
每次思及此事,我心中总会泛起深沉的感伤。后来,田中英光踉踉跄跄地登上电车离去,那是我看见他的最后身影。

现在,大概也不会有人到我这里来劝我加入共产党了，开开玩笑则另当别论。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印象深刻,因为有人曾经以如此笃实的口吻劝我入党呢!回到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那时我若应允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有此经验,我感到个人政治立场的形成,有时不光是出自确切的思想和深刻的人生经验,偶然因素或其他意外状况同样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政治立场并不可靠,与其说是我自己选择立场,毋宁说是由各种偶然因素发生作用,或者有某种力量促使我变成这样的吧。因此,另一方面,我也不免这样认为:反正政治观点就是这么回事。

那次，我好像是穿着条纹和服。平常很少穿和服的我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我把造访太宰治视为盛事。夸张地说，我的心情宛如怀里暗藏匕首出门的恐怖分子。

我觉得，现场笼罩着过度温馨的气氛，宛如相互信任的祭司与信徒的关系，大家对他的每句话都很兴奋，并且颇有默契地分享这份感动，等待着下一个启示。或许这可能出于我先入为主的偏见所致，可是房间里倒是真的洋溢着甜蜜的氛围。简单地说，那种“甜蜜”的气氛，与年轻人的撒娇不同，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哀婉而感动的、充满着自己才是当代的思想者的自豪，那种灰暗伤感的、亦即典型的“太宰式”的灰暗情调。

来这里的路上，我始终在寻觅将心中想法一吐为快的机会，因为若不能把它说出来，此行便毫无意义，自己也将丧失在文学上的立足之地。
然而，惭愧的是，我却以笨拙、欲言又止的口气说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这样说道：“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在那瞬间，太宰猛然地凝视着我，身子往后退了一下露出了措手不及的表情。不过，他立即侧身转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地说：
“你即使这样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对不对？你还是喜欢的呀。”
于是，我对太宰治的记忆到此为止。或许这跟我尴尬地匆促辞别有关吧。就这样，太宰治的面孔从“二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贴近我的面前，旋即又退到暗黑之中。他那张沮丧的、犹如受难基督一样的、所有意义上的“典型的”面孔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消失而去了。
如今，我已是当时太宰治那样的年龄，多少也可体会到他当时被初次见面的青年批评“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的心情了，因为我也曾数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我曾在意想不到的地点，意想不到的时间，遇到一个陌生的青年走来，他歪嘴微笑着，神色因紧张而苍白。他为了不失去证明自己诚实的机会，冷不防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的文学作品，而且令我反感！”碰见这种文学上的刺客，似乎是作家的宿命。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青年，不宽恕这种幼稚的行为。我很有风度地笑着避开，佯装没听见的样子。要说我与太宰治最大的不同，或者确切地说，我们之间的文学差异，在于我绝不会说：＂可你终究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嘛。”

我从防空洞口探出去,远方遭受到空袭的城市景象美极了。火焰在高座郡夜间的平原上映现出各种色彩,我宛如在观赏远方那如壮烈的死与毁灭的盛宴般的篝火。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确有踏实的幸福感。一来不需担心就业问题,二来不必烦忧考试,虽说配给的食物有限,但自己不需操心未来或为此负责,所以我觉得这生活过得幸福。在文学上也很满足,既没有出现评论家,也没有竞争者,只有我独自享受着文学的乐趣。至今我还把这种状态当成幸福,大概很难避免被人诟病在美化过去。尽管如此,我仍尽可能正确地回忆,因为那时我不觉得那样的自己是一种负担。换句话说,我生活在无力状态中,我的文学修养全来自旧书店(事实上,战争末期用钱也只能买到旧书而已),我住在一个小而坚固的城堡里。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不幸却猛然向我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