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住院医生只有使用托词才能让病人相信他，将身体交给他，才能有学习的机会。现在想想，威利住院期间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由住院医生做的，比如给他插管的是住院医生，给他做手术的是外科见习生，为他装中心静脉导管的是心脏外科研究员。没有人在事前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提供一个更有经验的人给我选择的话，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他。然而系统规则就是这样，我没得选。
这种冷血机制的好处不只是提供新手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保证了公平。如果学习过程中一定会造成伤害，那么对每个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如果有机会选择，那么能选择的人只有那些关系户，像医生的孩子有选择的机会，而卡车司机的孩子却没有。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机会，那么还是不要有选择比较好。

直到1980年，科技不断进步，使得血管置换手术的技术逐渐成熟并安全了许多，这种手术很快成为治疗大动脉错位的最佳方法。1986年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医学报告表明，这种血管置换手术对治疗病人更有效，病人的死亡率不到森宁手术的1/4，平均寿命由47岁延长到了63岁。但学习的代价也非常沉重：前70例接受血管置换手术的婴儿中，有25%在术后不治身亡，而那时森宁手术的死亡率只有6%。

无论是传统观点还是社会舆论(更不用说法律规定)都不赞同住院医生通过手术来练习和实践，他们认为病人有权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作为医生，我们也希望不必练习就能做到完美，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医生对每个人都是伤害。不光住院医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主治医生同样也会。事实上学习过程漫长得远超人们的想象。

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说，想要成为一等一的高手，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心甘情愿地长时间接受千锤百炼。他还发现，高手与其他人一样讨厌练习。(这也是职业体育选手和音乐家在退休后常常不再练习的原因。)要出类拔萃，必须有努力不懈的意志。

教授说，每隔两三年，他都会遇到拥有外科天赋的人——复杂的技巧很快就能学会，做手术时能顾全大局又不忘细节，同时具有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性。然而，主治医生们还是说，他们欣赏苦干、实干的人——细心、认真、努力，日日夜夜、经年累月地勤练同一套技术的人。有个外科教授曾对我说，如果有两个人让他选，一个是不厌其烦、努力练习的博士，另一个是天才雕刻家，他会选哪一个做他的徒弟？他说，他每一次都会选博士。他说，当然，雕刻家那双手可能更适合做外科医生，但他还是会选博士，因为这种人比较“实在”——扎扎实实的功夫才是最要紧的。外科医生们深信，技术可教，刚毅难学。

我把刀锋放在病人的腹部上，开始动刀切了。这种感觉太奇特了，使人上瘾。我内心深处混合着快感和焦虑，还有一种正直的信念——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病人好。皮肤很厚且具有弹性，我的第一刀力气不够，切得不够深，我不得不再补上一刀。这短短的几分钟让我确定自己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不只是简单地拿刀而已，我渴望自己成为一名信心十足、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我看过苏医生做这个手术（植入中心静脉导管）两次，一次就在前一天，我全神贯注地观看了每一个步骤。
她把所有需要的工具器械准备好，让病人平躺在床上，然后将一卷医用毛巾垫在他的肩胛骨下面，让他的胸呈拱形突出。我看着她用消毒棉棒涂抹病人的胸部，然后注射利多卡因(一种局部麻醉剂)。接着，穿戴着无菌手术服和手套的她将针筒戳入了病人胸部靠近锁骨的地方。那针又粗又长，病人却没有丝毫反应。
苏医生告诉我怎样做才能避免伤到肺脏，还教我如何找到锁骨下面的静脉血管——一条位于肺部顶端、直通胸腔大静脉的血管，她告诉我“针要垂直戳入锁骨正下方”。她几乎一气推到底，然后回抽针筒，抽出来的血呈暗红色，这表明她成功了。她说：“如果抽出来的血是鲜红色的，就说明戳到动脉了，那可不太妙!”
把针戳入静脉血管以后，你就得把静脉壁上的洞扩大些——这样才方便导管进入，然后将导管朝着心脏的方向推。整个过程不能伤及血管肺脏或其他部位。“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苏医生说，“你要先用金属线定好位置。”她取下针筒，针头留在原处，血从针头接口处流了出来。然后她拿起一根60厘米长的类似电吉他弦的金属线，从针孔穿进去，直到整条金属线都进入静脉血管。她提醒我说：“千万不要强行穿入，也不要放手，让它自己进去，但一定要控制好它。”心脏监护仪发出了一连串短促的嘟嘟声，说明金属线碰到心脏了。苏医生立刻将金属线扯出两三厘米。她小声对我说：“我猜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然后又对病人说：“你表现得很好,再有几分钟就做完了。”
她把针头取出来，拿起又粗又硬的血管扩张器插进去，使静脉孔扩大。接着，她取出扩张器，将一根黄色、细长、柔软的中心静脉导管顺着金属线放了进去，再将金属线拿出来。她用肝磷脂溶液清洗了导管，然后将它缝在他的胸口上。手术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