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盛年约在公元前420年)对自然哲学进行了总结,他以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万物的本原。在希腊语中,“原子”的本义是“不可分”的意思(atom),因而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所谓“虚空”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原子运动的场所,所以像原子一样是实在的。原子在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形状、位置和秩序有差别,所以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事物,宇宙的生成则起源于原子在虚空中的碰撞。

巴门尼德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西方哲学从宇宙生成论转向了本体论,而且蔚为大观,统治西方哲学长达两千多年。
所谓“本体论”( ontology)应该译作“存在论”,因为其词义就是关于“存在”(toon)的理论( logos)。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追问的是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因而本原通常是时间上在先的质料性的东西,而后者则追问的是宇宙自然在本质上真正第一性的东西,存在乃是在逻辑上在先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读哲学史最好不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般说来,大哲学家写的哲学史往往受其哲学立场的限制,有太多的偏见,黑格尔算是个例外。因为黑格尔非常自觉地从哲学史而不是他自己的哲学出发来理解和论述哲学史的,这就使他成为了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创始人。

所以,可以说,希腊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悲剧精神。人人都知道命运是命中注定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希腊人积极地投入生活之中。即使命运已经确定,他们仍然要证明自己有不同的命运。

希腊哲学的主题是获得关于宇宙万物的必然性或规律的知识。

因此,希腊文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而这一变化的可能性就在于此前相当发达的文明湮没了。这就是说,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与东方古代文明具有大致类似的基本特征,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大概不会有我们所了解的希腊文明,也不会有今天的西方文明。历史之所以并非如此,是因为文明的中断使后来的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古老传统、宗教和宗法制度的限制,而这些东西通常是代代相传的,它们发挥着维系文明的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例如在缓慢持续发展的中国文明之中,古老的传统始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强大势力,切有所创新的思想除非纳入传统的框架之内,或者采取阐释传统思想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新思想的产生、传播和影响。简言之,文明发展的中断为希腊人的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以至于甚至形成了西方哲学反传统的“传统”。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尽管他的话过于极端,体现了十足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但是如果就哲学本身的含义而论,他们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哲学本来就是希腊人的创造。

希腊哲学的主题是获得关于宇宙万物的必然性或规律的知识。

话语的威力、公开活动的兴起和公民的平等地位，这一切就为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我们过去以为，从心理学的规律看来，人们的认识活动是由外而内的:先认识自然，然后通过认识自然而认识人自己，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希腊人不是将他们对自然的观念投射到社会之上，而是将他们对城邦社会的观念投射到了自然之上。所以，虽然希腊哲学最初的思考对的确是自然,但是它并不是将自然宇宙的观念投射到人类社会，而是把城邦的秩序和法则投射到自然宇宙。
我们都知道,古代人开始认识自然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科学实验和考察的工具可供他们使用，他们的思想大多是猜性的论断，而这种论断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出发的，因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人看待自然的方式是不同的: 当宗教神话还是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纽带的时候，人们眼中所见肯定是某种由一个或一些神灵所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自然秩序，而当相对平等的法律制度是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的时候，自然就呈现为围绕着某个中心而展开的所有部分都服从共同的秩序和规律的宇宙图景。
由此可见，希腊自然观与其他古老文明的自然观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科学不科学，而在于前者是从城邦制度的角度而后者则是从宗教神话或是宗法制度的角度看待自然的不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