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黑格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他一方面使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们所怀抱的让哲学成为科学的理想最终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亦使形而上学这一古典哲学曾经走了两千多年的哲学之路终于走到了尽头。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就好像是一个人临终之前的回光返照,它的生命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但却是最后的辉煌。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既是最好的形而上学家,也是最坏的形而上学家:他是最好的形而上学家,因为没有哪个晢学家能够像他那样建立起如此恢弘如此庞大乃至如此“合理”如此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然而由于传统形而上学这条路最终被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位最好的形而上学家当然也就是最坏的形而上学家。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同时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黑格尔之后,尤其是2世纪西方哲学彻底扭转了哲学的方向,当人们为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举行临终告别仪式的时候,黑格尔哲学理所当然地被摆上了祭坛,遭到了极其猛烈的批判。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处康德就给我们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很少有人读到这段话时不被它打动心弦。

“审美判断力批判”研究的是“主观目的性”亦即自然在形式上的合目的性,由此,康德建立了一套美学体系。众所周知,康德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哲学革命,而且在西方美学史上也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作为近代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他的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从他开始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康德在美学上的贡献似乎与他本人的审美经验无关,而完全是纯粹理论思辨的结果。康德的艺术修养十分贫乏,由于身处边陲,远离当时德国文化艺术的中心,他既不懂音乐,亦不了解当时的文学作品,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作品实在品位不高,这一切都与他的后继者们如黑格尔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康德研究美学问题并不是出于对美学的爱好和关心,而是完全出于其哲学理论的需要。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更使我们禁不住对他在美学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肃然起敬,这除了用理论之思辨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具有某种相通性来说明而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

人们这样评价康德,称他的哲学是“蓄水池”,以往的哲学流进来,再由此流向20世纪的各种哲学。另外,人们也经常称康德哲学是进入哲学王国的桥梁和关隘。言外之意,学习哲学,应该先读康德。的确,这样称赞康德哲学并不过分。在国外,哲学教师们发现,学生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首先应该破除那些独断的观念,也就是未经审查就盲目地相信某种教条的成见,必须树立某种批判精神。对此,再没有比读康德哲学更合适的“教材”了。

虽然卢梭通常被看做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但是在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正当启蒙思想家们为理性、文明、科学和进步而高唱赞歌之时,卢梭却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社会所隐含的危险,他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对立起来,揭示了自然与文明之间、道德与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卢梭的这些思想不仅启发了康德,使之更加自觉、深入地开始了对启蒙主义的反思,而且直到今天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政治自由和政治体制相关联的角度讲,要实现政治自由,首先就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于是,孟德斯鸠提出了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思想。
“每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1立法权具体体现为制定临时或永久的法律、修正或废止已制定的法律;行政权体现为对外宣战或媾合、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司法权表现为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诉讼。这三种权力必须分开,使它们相互独立,分掌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机关手中,使它们相互制约,保持平衡,这样才能建立起政治自由的国家。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由人民自己来统治自己。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参与立法。行政权是执行国家的意志,由国王一个人来执掌行政权,便于迅速处理国家事务。司法权应该归法院来行使,而法院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每年由人民阶层选举出来的人员组成的。法院虽然不固定,判例则应该固定,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而不是执法官的私人意见。

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任意胡为。“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会有这种权利”。由此可见,自由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

洛克认为,一个国家绝不能听任统治者凭个人意志实行专制统治,必须制订人人都要遵守的法律,统治者也只能根据法律进行统治。法律的性质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其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为了防止君主专制,洛克提出了权力分散、互相制约、三权分立的“分权”学说,主张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外交权)分由不同的部门掌握,不要集中在政府和君主一人之手。其中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利,根据立法权的所属,我们可以把政府的形式区分为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大多数人拥有立法权的政府是民主制,少数人拥有立法权的政府是寡头制,一个人拥有立法权的政府则是君主制。作为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分权学说的主要代表之一,洛克主张一种复合的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形式下,议会掌握立法权,行政权归政府内阁,君主名义上行使外交权,这就是君主立宪制。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逐步完善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一理论的真实写照。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极力推崇这一学说,并且将其修改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说。几百年来,分权制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普遍形式。

霍布斯认为国家的政体形式可以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其中君主制最为优越。因为权力集中于一人,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强大,防止内乱和混乱状态的发生,所以它是最强有力的统治形式。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霍布斯主张统治者的权力一经建立就不可转让,人民也不能违背契约而收回权力,未经君主同意不得废除君主制,不得废除君主,将统治权转让他人。原因很简单:契约是由人们相互之间订立的,而统治者并不是订约的一方,因此对他来说不存在违约的问题,他不论做什么都是正义的和合法的,他的臣民不能以任何借口不服从统治。霍布斯还坚决反对分权说,认为统治权不能转让,也不能分割,否则就会像英国那样陷入内乱而不可收拾。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霍布斯修改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定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这就构成了统治者最根本的职责。如果统治者不能尽职,那么臣民就可以解除对原统治者的服从义务,以便寻求新的保护。不过,霍布斯一再说,人民只要臣服于一个新的统治者,那就必须做一个真正的臣民,不能破坏正当订立的契约。

洛克对西方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建立了近代哲学第一个完整、系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体系。我们虽然不能抹杀培根的历史地位,不过严格说来洛克才称得上是近代经验论的第一人。他的认识论思想对18世纪英、法等国不同的哲学流派都有深刻的影响。当然,洛克的经验论是不彻底的,他方面承认心外有物,另一方面受经验论立场的限制将知识局限在观念范围之内,因而又无法证明知识与外部事物是符合一致的,从而陷入了困境。在此之后,巴克莱和休谟都试图消除洛克哲学中的矛盾,不过他们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人类理智新论》是他与洛克论战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这本书写成的时候,洛克去世了。在莱布尼茨看来,由于对手已经不能答辩了,发表出来对他不尊敬也不公正,所以直到莱布尼茨去世后半个多世纪才得以首次发表。由此可见莱布尼茨的绅士风度。

斯宾诺莎是17世纪最伟大的荷兰哲学家,大陆理性主义的著名代表。黑格尔对斯宾诺莎推崇备至:“斯宾诺莎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者,要么不是哲学”,“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先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通常人们把斯宾诺莎哲学看做是笛卡尔哲学的完成或者系统化这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有轻视斯宾诺莎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嫌。

毫无疑问,只一个“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就足以使笛卡尔不朽了,他是近代哲学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但是对于近代哲学来说,笛卡尔可算是功过参半。他以“我思”确立了主体性的地位,同时也带来了二元论的难题,而且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以几何学方法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我思”是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但却不是知识的有效保证,那还需要上帝的帮助。虽然笛卡尔提出了使用几何学方法建立哲学体系的设想,但是真正使这个设想付诸于现实的则是斯宾诺莎。

正像在希腊哲学中突出了柏拉图的先验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样,近代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倾向,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围绕着知识问题,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哲学家认为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来源于感觉经验,所谓科学知识——主要是实验科学——乃是对于感觉经验归纳的结果。而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感觉经验是相对的和个别偶然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不可靠的基础之上,如果有科学知识,显然我们的确有科学知识,那么它就不能以感觉经验为基础,而只能是从理性所固有的天赋观念中推演而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说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这两种观念,前者被称为经验论,以培根、洛克、巴克莱和休谟为主要代表,后者被称为唯理论,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菜布尼茨为主要代表。
经验论与唯理论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模式。

笛卡尔的“我思”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对笛卡尔赞誉有加:“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