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内因、外因的交织作用下,基督教会中一批或多或少具有哲学修养的信徒挺身而出,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在理论上论证和捍卫基督教信仰。这些人或奔走传教,或著书立说,力图使基督教的信仰与哲学的理性统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活动,基督教第次有了相对统一和完整的教义,因而他们被教会尊为“教父”,即教会的父亲,他们的思想就被称为“教父哲学”。
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哲学是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奇特混合物。从教父哲学到早期经院哲学,一向是柏拉图主义的天下,后来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亚里士多德才终于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仅为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深邃的思想领域,而且他的逻辑三段论亦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推理论证的方法。当然,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的思想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是中世纪对人类文化的一大贡献。
12世纪后期的城市繁荣,主教座堂和城市修道院的学校人数大大增加,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大学的组织。“大学”( universitas)原意为“统一体”,本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公会。教师按照授课专业分为不同的学院,般分为艺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等四部分,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由院长联席会议共同管理。大学的学制、学位制度为哲学思维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所谓“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最初是在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以及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主教管区的附属学校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哲学。这些学校是研究神学和哲学的中心,学校的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者(经师),故他们的哲学就被称为经院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教父哲学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旧文明,经院哲学才是真正属于新世界的日耳曼民族的哲学形态。随着大学的诞生,经院哲学进入了繁荣时期。

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困惑留下了这样一段名“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即便如此,教会基于偏见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有效地防止了日耳曼民族当时还处在幼稚状态的心灵被各式各样的学说理论搅得一团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很可能因为不能理解、消化和吸收希腊文明的精神养分而患上营养不良症。结果与基督教原初的意图相反,它排斥异己的做法起到了循序渐进的教化作用。不过无论如何,教会排斥异己的工作的确富有成效,它使得精神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片空白,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重新填充而丰富起来。

不错,中世纪的确有一个“黑暗时期”,不过这个“黑暗时期”主要指的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几百年(400-100），那并不是基督教的错主要是因为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希腊罗马文明被一扫而空所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在保持文明火种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如果从物质生活方面看,中世纪的确是极端匮乏的,但是如果从精神状态上看,从信仰上看,中世纪不但说不上“黑暗”,或许应该说是“光辉灿烂”才对。因为中世纪的人们在匮乏和艰难的现实生活之上,建
立了一个异常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世纪早已成了历史,因为成了历史,我们今天才有可能不带偏见地比较“客观地”看待那个时代,评价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基督教感化了日耳曼各民族,如果没有很少受到冲击的修道院保存了希腊罗马的文献,人类已经获得的文明成就便有可能付诸东流。国家政权(当时的欧洲还没有形成像样的国家政权)做不到，科学和艺术做不到的，宗教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