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些文人的经历及其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建树,我们意识到“文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观念。由此,我们有必要对从民国至今被读书人以至研究者们视为毋庸置疑的“地方文化”的意涵重
新做一点省思。

就行政管治而言,岭南自秦以后,即已入中国版图,但在行政规划上,广东自成一行政体系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秦始皇公元前225—前224年平岭南,设桂林、象、南海三郡,今广东省境大部分属南海郡,治所在番禺。汉初,南越王赵佗割据岭南自称为帝,汉武帝平南越后,分岭南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等九个郡。三国时,吴始分交州置广州,以番禺为州治,辖今两广地区之大部。唐代时,全国分为十道,岭南道是其中之一,后再划分为岭南东道(治广州)和岭南西道(治邕州)。宋初在岭南置广南路,后又把广南路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治所分别在广州和桂州。元朝,今广东境内分设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属江西行省管辖,海北海南道属湖广行省管辖。明洪武二年(1369),设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广东成为明朝十三行省之一。近代广东的行政与地理区域由此成为定制。清沿明制,至道光时,广东全省辖广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等十府,以及罗定、连州和嘉应等三个直隶州。

何以会出现上述情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而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基本面貌的产物。换言之,这是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今人争议甚多的全球一体化,仍是这一过程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