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关“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讨论,和地方文化观念的形成又有何关系呢?本书的讨论将力图说明,“土大夫”或“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地方文化的定义,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标榜,往往不是表彰地方文化本身,而是要显示地方文化如何代表他们的水平,如何体现国家文化。笔者也试图进一步论证,中国国家、省籍和族群身份的表述,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有意识的表述,并且越趋标准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标准化的趋势,是因为建构这套表述的文人,不管属于哪一个地方,不论出自哪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自身和对中国的观感,都大同小异。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中国文化的框框里,表述自己的地方认同。正如孔迈隆( Myron Cohen)所言:“中国的传统精英都是文化买办,他们在社会取得崇高的地位,是因为他们符合了全国所接受的某套标准,同时也为地方文化所承认。”列文森( Joseph Levenson)也说,读书人以本地书院的成就自豪,是因为书院反映了当地读书人的水平,能与全国的知识界并驾齐驱。钱穆的见解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

在国外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认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太重,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使他们容易受国家政权的控制。事实上,中国人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正是中国人民对宗教和国家权力绝对化的反抗。一个国家的力量和一个文化的广度取决于人民对其乡土和家庭的眷恋。……过去这种社会产生了士人——乡绅、文人、解释价值观念的领袖。他们是人民和国家之间的沟通者。

士人文化统一了帝国的各族人民,并在他们各自的社区身上加上了一种思想意识——“礼”。只要他们的风俗习惯能被解释成符合于“礼”,他们就能被帝国所容忍和接受,这样也就达到了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