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估计,这些出版物的读者对象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我们也可以估计,由于这类书籍质量低劣,公共图书馆大多不予收藏,私人藏书家也往往不屑,因此目前传世者已经不多,当时在民间流传的品种和数目一定远比我们今天仍能眼见之数多。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往往以化名出现,出版时地不详,我们很难像利用官方或士大夫写作的文献一样,对它们做出系统的著录和考订,但它们却是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地方文化观的表述的重要线索。皇帝、天下、地方荣耀等观念,往往通过这些以方言撰写,以本地读者为对象的文献,再通过那些粗通文字的平民百姓的口头转述,在广大百姓中传播。我们也不应忽略口述传统和书写传统之间复杂的互动,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和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实际上共享着个十分类似的文化认同的议程。在文化认同这个间题上,用以划分“精英”和“平民”的“阶级”或“阶层”理论,就似乎不是十分有效的分析工具了。

除却这类小说的鄙俚成分,我们发现,它所表达的文化意识与士大夫笔下的通志或族谱中所表达的其实有直接的联系。首先,出将入相,在科举考试里取得成就,是衡量地方人物的名气的最重要标准;其次,出身“纯正”,祖宗家世有迹可查,才能入“广东人”之列,如果是“蛋家”,就不是广东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在通俗的小说中,表达得尤其露骨。这段话还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过去完全属于贵族士大夫文化规范的庙制,这个时候通过这些可能出自低层士绅之手的民间故事的传播,很可能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所熟悉的文化规范,他们甚至懂得用梁储能把上五代祖先讲得头头是道,作为他不是“蛋家”的证明。联系到一些当代明清社会史学家所指出的在明清以后宗法伦理庶民化的趋势,(2)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小说故事,是把士大夫文化规范传达到下层社会的一种媒介。

可见,在邓淳眼中,朝廷军事势力的扩张,意味着齐民的开始,教化的延伸上引《凡例》,主旨和《广东通志》实大同小异,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主题至少有三。一是称为“越人”的原居民,习俗野蛮;二是广东的文明是由来自中州的移民开启的是广东的文明始于宋代。有关中原文化何时进入广东,在各《通志》或《岭南丛述》一类著述中,说法略有分歧,但它们经常表达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当代的广东人之所以有文化,是因为他们是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