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梁启超的言论虽然因为得到不断的印制传播而流芳百世,但其影响却不一定比编纂乡土教科书的地方读书人大。从有限的资料所见,乡土教科书的编纂在民国时期不是在地方上从事具体的中小学教育工作,就是担当校长或县议员一类的公职。这一层知识分子是统治当局和具有全国性地位的思想领袖所传达的信息的守门人(gate- keeper),许多政治和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和诠释,才传递给广大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或乡民的。在编辑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时,他们用的材料或许陈旧,但他们一方面需要回应政府从上而下的新政,另一方面经过官方和民间传播各种新的教育、政治、社会和经济观念的耳濡目染,自然会结合自己对地方情况的认识和观感,把旧材料加以重新组合和发展。笔者在本书第五章将会论证的是,清末民初的地方读书人所编撰的乡土教科书,为“国家”和“乡土”填充了他们认为应该填充的材料,而到了使用这些乡土教科书教育出来的一代以及他们的后辈,“国家”和“乡土”已经变成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客观存在的实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