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的停办象征着经学在广东的发展告一段落,也见证着广东地方政治的重新组合。进入民国,鼓吹经学是那些视西学和新学为洪水猛兽者的一种反击手段。但是,对于接受新教育的学子来说,这些反击就显得有气无力,毫不吸引。不过,接受了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他们的内部紧张,就是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身份,去取代他们眼中的旧中国文化。他们在西方找不着中国,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他们到群众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到乡下,和地方文化发生碰撞。正是这种新的国家意识的崛起,迫使地方读书人重新定义地方文化,广东人和广东文化,由此也增添了一番新的诠释。

从学术角度谈论广东文化,不可忽略晚清时这种因政治社会制度之改变而引致的士子心态的改变,在清代,经学研习有成就与否,是量度一个地方教化程度的准绳,踏进20世纪,学术文化都必须体现在一所现代的分科精细的大学身上了。学海堂虽然风光不再,但它对晚清以后广东学术传统的形成的深远影响,已渗透在后来很多人所描述的“广东文化”的形象之中。各种讲述近代广东文化的著作引以自豪的一连串近代广东学术名人的名字,包括梁廷枏、张维屏、陈澧,甚至从来没有在学海堂就读或就教过的朱次琦等等,都是和学海堂联系在一起的。清末民初有关广东学术文化的论述,无论是经学论著,还是官方及私人修纂地方史志、文集丛书、儒林列传,大多出自学海堂学长之手。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学海堂的学长和学生的弟子与后人,在广东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也占据了一定的席位,尽管他们不再惟经学是尊,但他们在治学的方法和内容上,不多不少都会受到前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