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又文和罗香林的经历也让我们想起了他们的前辈学者的经历。清末民国的广东学人,不少都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生活,与自己的家乡的联系是极为疏离的。对于学海堂第一、二代学长来说,广东在严格的意义上能不能算是他们的家乡,也值得斟酌。他们的祖父辈来自江南、浙江或福建等地,宦游或从商于广州,落籍于广州的附廓县番禺或南海。例如,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到,学海堂最著名的学长陈澧,祖父辈是从江南迁到广州来的,父亲甚至因为没有落籍番禺,所以不能参加当地的科举,至陈澧一代才占籍为番禺县人。林伯桐先世由闽迁粤,遂世为番禺人;张杓祖辈为浙江山阴人,父游幕广州,杓入番禺县学为生员,遂为番禺人;张维屏曾祖自浙江山阴迁番禺,遂为番禺人;仪克中先世山西太平人,父以盐运使司知事分发广东,纳妾生子,克中奉母居番禺,遂为番禺人;侯康先世江南无锡人,祖父迁广东,遂为番禺人。(1)可以说,道咸年间像学海堂学长这类被认为是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一个真正本地的“根”,但他们却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极力为广东文化寻求正统性。(2)时至民国,像罗香林和简又文这一代学人,青年时期到上海、北京甚至外国留学,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来看,他们对于很“地方”的地方文化,并不见得有多少切身的体验。从晚清到民国的这些广东学人,大多以广州、香港、上海、北京这类大城市为他们的活动舞台,他们的地域文化观念,往往只能够托付在一省的层次上,才容易得到体现。就他们的仕途和事业而言,他们也往往处于国家与家乡的夹缝之中。在他们未能厕身中央的政坛时,他们回到广东,参与省内的政事;到他们无法影响政治时,他们又退到文化事务上去,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当他们无法定义当代的广东文化时,又回溯历史,界定广东过去的文化。在现实政治中失势,读书人只能凭借过去,为自己想象出一个当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