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战国时期,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情感似乎在飞速增长,到了战国末期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倾向随着知识分子的流动而得到缓和,他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波,求学、求职或寻找庇护,因此形成了更加开阔的“天下”观。

无论是实行全民兵役制,还是全面视“非秦”人民为敌人,都加速了“我们一他们”这一观念在秦国的发展。它的表现形式非常直观,

在周朝,一个极大的疆域,包括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现今四川的地区,都被周朝的精英文化联为一体。在战国时期,贵族继承制逐步消失,从而根除了精英文化的拥护者和化身。同时,秦国国民主要通过全民兵役制融入国家,这意味着地方特征已经变得具有决定性,特别是在为国家服务的人中。由于秦国引进了最为全面的新制度,它最有可能获得最高程度的区域一体化和自我意识。
这种模式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时期社会流动性的增长。随着世袭职位的消失,一些低等级贵族,甚或普通国人都能够通过在军队或政府中服役的方式,获得更高等级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对音乐、饮食、文艺、信仰以及生活其他方面的本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