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作者：[美] 陆威仪 王兴亮
　　或许《商君书》中最令人震惊、最有意义的思想直接产生于这种观念：国家内部任何多余的人或事，其功能最后都变成自我放纵的寄生虫。所谓“六虱”就直接产生于“三官”：农、商、官。如果农民有了“余食”，他们将会考虑怎样把寿命活得更长，或者吃得更好；如果商人有“淫利”，他们会追求美女和观感上的满足；如果官员无事可做，他们将产生个人的野心或者追名逐利。不但耕、战之外的任何能力是被抑制的，而且任何对人民多余的供给，都会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危险。战争不但成为征服敌人、劫掠其财产资源的方式，而且消耗了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国家毁灭的能量。一个真正的强国必须知道如何激发潜能，更应该知道如何将其扼杀。这个观点在文献中反复出现，通常任何能量和资源的积累都名之为“毒”，“夫以强攻弱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这种观点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表述：国家必须通过进攻敌国的方式来消耗国内人民的能量，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人民道德败坏和好逸恶劳的滋生。国家要想保持秩序，人民就必须变得弱小，而只有持续地把他们的财富和力量用于战争之中，才能使他们一直弱小下去。
　　于是，正如《商君书》所分析的那样，全国备战不只需要把人所有的力量都投入耕、战之中，而且要时刻准备着迎接下一场战争，迎战下一位强敌。最终，战争不是为了获利，反倒是为了消耗，把私人手中掌握的资源和财力消耗掉，以防有人通过财富增长来获取私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国家为战争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以至于不再有精力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被战争消耗，国家迟早有一天变得无力承担，这时，国家就面临崩溃。这是一个“自攻之国”，“必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商君书》所暗示的这种命运，恰恰昭示着秦帝国的衰落。
2021.2.2

《网络拾花》
作者：无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载：“仓鼠穴几何而当论及谇?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谇。鼷穴三当一鼠穴。”即，地方司法机关请示，仓里有多少鼠洞就应处弄及申斥?中央司法机关批复，按判案成例：有鼠洞三个以上的，仓管官吏应罚相当一盾的钱；两以下的给予申斥。鼷鼠洞三个算一个鼠洞。该成例具有法律效力，犯者依例处罚。
2021.2.5

《网络拾花》
作者：无
秦律十八种·廄苑律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廄苑律。

　　（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

在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进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十天，成绩低劣的笞打三十下。

　　借用铁制家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2021.2.5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作者：[美] 陆威仪 王兴亮
　　第三，商鞅的政策为国民建立了一套以兵役为基础的统一的管理制度。他的五人为伍的做法，促使法律能在他们自己的组织范围内得以实施，也保证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良好表现。通过加强系统化的等级制度在全民中的影响，这种与军事相关的社会等级观念加强了。其他的诸侯国也尽力在做，但没有国家能做得和秦国一样成体系。任何能够在战争上杀死敌人或者因指挥有方而取得胜利、获得军功的人，都能拜官受爵，在２０个等级中获得相应的爵位。依靠所获的爵位人们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宅院和奴隶作为奖励。如果以后违反国家法律，爵位还可以用来赎罪，或者为犯罪的亲属减轻罪名。
爵位不能够世袭，但如果一个人在战场上英勇战死，那么他的后人可以获得他应得的爵位。这种军功等爵制度几乎是秦国社会荣耀誉的唯一衡量标准。所有的社会等级都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战场表现，即便是宗室贵族，也需凭借军功来保有其社会精英的地位。
　　在商鞅的改革下，秦把以往称为“县”的军事区域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基础。“县”这个字最是指城市城墙外四周的区域，由农民和隶属贵族的奴隶居住。然而，到了春秋末期，这些“县”变成了在农民中征募士兵的主要来源地，宗室贵族和诸侯国开始意识到它的战略重要性。
2021.1.28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作者：[美] 陆威仪 王兴亮
　　简言之，秦国崛起后获得对诸国的支配地位，并且能最终成功地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依靠的是两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在商鞅的领导下，秦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这很能体现战国时期的特征。这些改革把国家所有成年男子统计在册，发动他们服兵役，缴纳赋税。虽然所有诸侯国都在备战，但只有秦把这种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使整个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致力于发动和支持国家的武力征服。第二，通过范睢的改革，秦国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了统治者个人手里，这在诸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各国的分封官员和皇室宗族忙于分裂政府权威时，秦国却把权力集于统治者一人之手。
2021.1.28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作者：[美] 陆威仪 王兴亮
　　这些威胁被称作“虱”和“恶”：“六虱（“曰岁，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十二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多数的罪恶都出自早期的哲学典籍，这些观点尤其为偶家学者所研习。《商君书》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授予学者官职或者给予保护的做法，引导人民远离了“耕战”的原则。
　　虽然《商君书》有时被描述为一种集权专制统治的著作，但是官僚主义本身是被怀疑和批判的对象——它是逃避耕、战的另一种方式而已。书的第二章列举了享受着“厚禄”“游居”的“邪官”。相比那些因学问而授官，或者靠贩运粮食得利，或者为有钱人生产奢侈品的人，他们对国家构成的威胁更为严重。一个严重的官僚主义威胁着君主，因为它把君主和民情隔绝开来。“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
　　睡虎地秦简同样表现出这种对官僚的怀疑态度，与战国晚期的政论文集《韩非子》所描述的一样。国家不能依靠这些官员，因为他们通过欺骗君主并逃避耕、战之责，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2021.1.28

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赋税,榨干了农民仅有的财物,而这种负担因现钱抽取人头税(口赋)而加剧。当遇到丰收,谷价下跌,农民只能卖出更多的谷物来获得现钱;当农业歉收,谷价高昂,农民却没有更多的粮食来出售。农民被逼无奈只好靠借贷来偿还他们的义务,从而陷入沉重的债务,最终不得不卖掉他们唯一剩下的家财土地。

秦国统辖的关中地区,由黄土高原、山脉和两河流域组成的漫长边境线,在与北方、西方以及后来的东方强敌作战中,培育出了强烈的尚武传统。这种传统直到汉代还被人们认可,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关中出将,关东出相。”

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流域—被分为函谷关以东(关东)、函谷关以西(关中)和潼关以南地区。秦国控制着关中平原和在战国中期占领的四川盆地。因而,秦国于公元前221年征服其他诸侯国完成统一,标志着关中地区对关东平原和长江流域的胜利。

没有比《尚书·禹贡》这本书更能证明这一点了,该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代中期(公元前4世纪)。它把当时可知的世界划分为九个州,每个州都有不同的人群和物产,并且对它们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该书的首要主题是这九个州是如何通过大禹的足迹成为一个国家的,并且每个州向都城朝贡特产。